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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2-24從個人防護到社區防疫,公衛專家怎麼想? 459 期

Author 作者 郭家銘/本刊編輯。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延燒,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以下稱臺大公衛)今(2020)年2月24日於臺大公衛學院大樓拱北講堂舉辦「抗COVID-19疫情說明會(第三週)」,根據疫情的數值模擬分析,解答各界對社區感染及各場所傳染資訊的疑慮,也盼能給予政府在社區防疫策略擬定的參考。
 
臺大公衛副院長陳秀熙表示,環境的防疫是相當重要的一環,潛在大流行或進入大流行時,社區所面對的恐慌、需配合之處以及無法配合的原因,皆需根據過去經驗探討,以期做到徹底防疫。此外,所有傳染病的首例都代表該疾病在全世界的移動軌跡,若檢疫速度過慢,後果將更不堪設想。在沒有藥物與疫苗的前提下,做好隔離檢疫及居家防護尤為重要。
 

康復者的後續追蹤

在嚴格隔離的管理、檢疫及強制措施下,武漢的基本傳染數(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 R0)已低於1,中國各區的R0值也在封城事件後降至1以下。然而,此病毒對醫護人員與患者仍有威脅,亦不排除復工後的第二波大流行。另外陳秀熙也提到,康復者的狀態亦亟需關注,湖北與其它區域雖有患者逐漸康復,但整個病程耗時至少兩週。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心理的衝擊與醫療需求的提升都需關切。
 
從康復時程來看,截至2月21日,青海當時已累積18例,近17日再無病例,顯示該病毒在此疫區已消失殆盡;換句話說,人數少的地方,患者的康復可能也較快。從網路上的資料推估,這些人的恢復日期約在1月12日至2月4日,整體耗時兩週左右,後續的作用力與衝擊也值得關注。
 

旅遊管理刻不容緩 

而中國以外的地區,目前的狀況又是如何?陳秀熙2月24日表示,韓國R0值於2月15~21日間激增,並呈現中國大流行時的情況,需動用許多醫療措施才能壓下來;香港在過去兩週的居家隔離措施後,狀況已趨緩;泰國則因對中、港、澳人進行集中管理與通關檢測發燒,因此未再有新的病例。不過陳秀熙也坦言,若病毒持續侵犯醫療體系脆弱的國家,如伊朗、非洲,則衝擊會相當劇烈。
 
鑽石公主號乘客於2月13日撤離後,學者便使用動態曲線預測暴露及確診病例的時間,發現美、英、日等國都開始出現確診病例。而韓國與日本爆發流行,對亞洲遊客在旅遊管理上影響甚鉅,且韓國近年與中、台、日交流相當頻繁,鑑於旅遊量的增加,政府在防疫上也須更努力。
 

臺灣是否正面臨社區感染危機?

臺灣先前對病患進行大量篩檢,才找到許多無症狀的病例,亦即此病毒可在無症狀下進行傳播。從2月21日前的流行病學曲線看,由於後期所出現的個案都不如其它國家來的密集,因此講社區感染的機會也相對保守。根據所有網站的資料交叉比對後,當前28例從感染到發病間的潛伏期約為7天,比中國稍長。從住院病患來看,發病到住院雖約為5天,但住院天數也達到快兩週的時間;而先前的SARS潛伏期約為6天,住院天數也稍短一點。
 
此外,臺大公衛利用家戶接觸個案及餐桌接觸個案等資料,計算出家戶聚集感染率(即該空間有一人感染,其他人感染的機率)約為46%,感染力不容小覷。張秀熙認為,臺灣在減害計畫(如減少大型活動與停課)上雖做得很好,但還是不能排除群聚感染的可能。如今,大數據與物聯網相當發達,居家及資源有限的醫療機構是否可藉此減少病毒傳染,甚至鼓勵企業家大量投入,是可以思考的問題。
 

居家防護 可從傳播途徑下手

由於每週累積的數據都是對疫情的一個新詮釋,除了驗證先前所預估的情況,也能給予政府在旅遊上的警示與呼籲。此外臺大公衛院長詹長權也提到,在疾病大流行的情況下,如何能在幾千萬人中找到威脅更大的人,各國策略不一。舉例來說,香港利用接觸史進行篩選,美國則認為該疾病與流感有重疊性,因此從流感陰性患者中進行COVID-19檢測,以儘早隔絕指標個案,並將社區擴散集中化。全球大流行的風險越來越近,究竟可以透過什麼方法,將潛在帶有病毒的人找出來?
 
對此,臺大公衛教授張靜文表示須先瞭解認識病毒的傳播模式,並從傳播途徑做攔截。從呼吸道口沫傳染的途徑來看,病毒來自生病的人,而該人的飛沫在空中經乾燥會形成「飛沫核」並落於周遭,其他人在接觸感染者後,就可能有暴露的風險(接觸本人、其他物品),甚至直接吸入飛沫核。新冠病毒的現有文獻多關注疫情分析,然而「病毒於空氣中能存活多久、死亡的病毒會否有致病風險、病毒存活的科學證據」等問題仍待研究,目前僅可參考SARS與MERS等曾於空氣表面中殘存的病毒經驗做判斷。
 
在此之前,可先執行部分重要的預防措施。首先,手部衛生是非常正確的手段,勤洗手是相當必要的。在呼吸防護上,由於飛沫核需近距離接觸才可能吸入,因此戴口罩可避免這個暴露的危險。而環境消毒也是很重要的一環,由於飛沫會落下並可能存活數天,要降低病毒的存活能力,可將漂白水稀釋到100倍以下噴灑於環境中,再以清水洗去殘留;不過,由於消毒水成分有可能傷害皮膚及呼吸道,故建議在通風環境下操作。
 
此外,臺灣雖有完善的防疫基礎,但部分族群仍需注意。例如,回國的臺商與家人、計程車司機接觸後的感染,都是零星的家庭內群聚感染,因此家庭附近的環境衛生與個人防護就相當重要。而像是輕微咳嗽、打噴嚏的輕症感染者、經常往返國內外、需近距離接觸出現呼吸道病症的工作者,也不可忽視。家庭的保護都將回饋到全民防疫上,沒有疾病的話,醫療院所的負擔也相對較小。
 

透過行為學檢視政策宣導效益

防疫行動落實到社會中,還需有效的宣導才有用,因此臺大公衛副教授黃俊豪透過行為科學來探討COVID-19的防疫行為,盼能藉此提升民眾產生防疫的動機與意圖。
 
《刺胳針》(Lancet)期刊最新報告〈公共衛生的下一步〉(What is next for public health)指出,在有效藥物誕生前,非藥物性的介入方式還是最重要的。目前面對病毒,有效傳播策略是提供的訊息要「可採取行動(actionable)」,以先前新型A型H1N1流感病毒(pH1N1)在2009年大流行的經驗為例,當時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做的三件重要的事,就是「疫苗、洗手、戴口罩」。只是,要怎麼讓大家一起做呢?
 
黃俊豪解釋,當社群內的個人對疾病有自覺罹患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與自覺嚴重度(perceived seriousness),才會有動機執行防疫行為;而在採行預防行為後,也須釐清自覺利益(perceivedbenefits,即認為行為帶來的好處)與自覺障礙(perceived barriers,如打疫苗時害怕針頭)。此外,找出環境裡的行動線索(如額溫槍、乾洗手設置),也可提醒民眾要注意個人健康與衛生狀況。
 
在各種防疫措施下,究竟有多少人會遵循這些行動?黃俊豪指出,全國電訪調查發現,疫情大爆發期間,約有77%的民眾表示有因應政策宣導增加洗手頻率;其中,女性較男性多、退休較學生多、已婚者(社會、家庭責任)較單身者多、中北部較南部多,而家庭年收日五至十萬者也較多。未增加洗手頻率的民眾中,有20%的人如廁後不洗手、45%的人則在用餐前不洗手。不過黃俊豪也提到,此僅為統計結果,影響因子繁多,盼民眾勿因此將某些族群標籤化。
 

行為學家會怎麼建議防疫?

對於上述現象,黃俊豪從行為學的觀點給了幾個建議。首先,可加強衛教宣導從而提升自覺利益,讓民眾清楚認知洗手行為與預防COVID-19接觸傳染之間的關聯,以及勤洗手確實能有效預防疾病的事實。而降低自覺障礙也很重要,可增設公共區域手部酒精消毒噴霧、鼓勵民眾隨身攜帶乾洗手、加強衛教宣導正確的濕洗手步驟等。
 
另外,由於民眾在過度恐慌時可能增加無助感,甚至視感染COVID-19為宿命,最終使得防疫行為降低;若認為國家疫情為中度嚴重時,則較會提升洗手行為。因民眾對疾病的自覺威脅感在提升防疫行為的效果上可說過猶不及,故在報/報導疫情時,應避免高估情況而適得其反。除了威脅性,對疾病的警惕也相當重要,黃俊豪建議可提供民眾較熟悉的過往疫情(如pHIN1)作為經驗參考,並與現今COVID-19疫情做比較,可望提升民眾對新興傳染病的現實感與自覺罹患性。
 
此次會議說明了目前周邊國家的防疫狀態,並針對病毒傳播途徑與公眾行為特徵進行解析,盼能提升全民防疫的效能、走過疫情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