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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戈爾丁以供需架構和長遠歷史視角，研究200年來的經濟發展和女性參與勞動市場扮演的角色，榮獲今（202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 她的研究橫跨技術與技能的變革、教育與薪資的不平等、水汙染問題、公部門腐敗的經濟影響等領域。
• 她還指出婦女在家庭與工作間的權衡，才是男女薪資差距的主因。未來職場的勞動彈性或許是性別平權的關鍵。

 
今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由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經濟史學家與勞動經濟學家的戈爾丁（Claudia Goldin）獲獎，得獎理由為增進我們對於女性勞動市場成果的理解。她是諾貝爾經濟學獎自1969年頒獎以來，55屆93位獲獎者中的第三位女性得獎者，更是26位單獨獲獎者中的第一位女性。

首位女性單獨獲獎者，名門師承

戈爾丁於1946年出生在紐約市的布朗克斯郡，從早期就迷戀於調查和知識探索，曾沉浸在曼哈頓的博物館中，並先後愛上了考古學與細菌學。她起初在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學習微生物學，後來才開始學習人文和社會科學，並以歷史和經濟學做為她大學的本科專業。在康乃爾大學取得學士學位後，她於1972年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獲得產業組織和勞動經濟學博士學位。她的指導教授正是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史學家福格（Robert Fogel），研究奴隸經濟的制度學派大師；福格的指導教授則是197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國民所得會計帳之父與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庫志耐（Simon Kuznets）。三人研究的共同取向均是以長期經濟歷史的視角來做比較研究〔註〕，且一門三傑同獲諾貝爾桂冠殊榮。戈爾丁也是第一位獲得哈佛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經濟學終身教職的女性，並於2013～2014年擔任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會長。
 

〔註〕福格研究南北戰爭的奴隸制度與傳統的看法不同，主要發現為奴隸制度對蓄奴主是有利可圖的，且就競爭效率而言並不亞於一般的自由市場經濟。庫志耐研究多國的經濟發展實證，發現著名的庫志耐曲線（Kuznets curve），即分配的不均與人均所得呈一倒U型曲線關係。

歷史長期研究視角，開性別經濟學先河

不同於大部分得獎者在某一時期或某幾篇研究論文的前沿研究貢獻，戈爾丁的研究成果以宏觀的歷史視角取樣資料涵蓋過去兩個世紀，橫跨了近40年有關技術變革、不平等、教育、水汙染和公部門腐敗的經濟影響。尤其是其中關於女性參與勞動市場的型態與長期男女薪資差異的研究探討，內容既深且廣，可謂開創了性別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gender）研究的先河。

戈爾丁師承芝加哥學派的數量經濟史（Cliometrics）研究方法，以供給與需求架構和長遠的歷史視角，探討婦女在經濟發展中角色的長期演變。尤其是已婚女性在家庭與工作之間的抉擇，如何影響了男女薪資差距的長期趨勢。女性的角色在勞動供給方面，除教育外也受傳統與社會規範、家庭因素、節育技術等影響；在勞動需求方面，受產業結構的轉變、工作內涵等決定。技術的發展改變勞動需求，而教育體系則培育新技術的人才，勞動供給與需求的改變則影響了相對工資的決定。
 
她與她的丈夫，同樣任職哈佛大學的勞動經濟學家卡茨（Lawrence Katz）在2008年合著《教育與科技之間的競賽》（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一書，說明了有關薪資差距的變動。他們發現1915年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工人與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工人之間，收入差距也很大。這項差距直到1950年代以前都在持續縮小，然後在1980年代又再次擴大。透過整個世紀的研究，他們發現受過大學教育的工人供給和需求變化，並解釋了受過良好教育的工人在工資溢價（wage premium）〔註〕的大部分波動。這些起伏反映了教育與科技之間的競爭，因為教育系統必須跟上技術不斷發展而造成的技能需求變化。這種偏向技能的技術變革（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正是導致美國1980年後不平等加劇的原因，實其來有自，這也說明研究經濟歷史對現實狀況了解的重要性。
 

〔註〕工資溢價是指因為勞工的特定屬性（如不同教育程度或不同技能）所造成的工資差異補償。

200年來女性在參與勞動市場的演變隨著

1970年代女性主義運動的展開，社會正面臨重大變革和轉變，戈爾丁發現研究女性參與經濟的情況，正是她可以發揮所長之處。從1970年代末期開始，戈爾丁進行了一系列研究，探討200年來女性參與美國勞動力的各個方面如何演變。她研究了有關女性在美國經濟中的歷史，包括女性追求事業和家庭的歷史變化、高等教育中的男女同校、避孕藥對女性職業和婚姻決定的影響、女性婚後姓氏作為社會指標，以及為什麼現在女性在大學生中占大多數的原因。

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隨著20世紀的經濟發展，工作機會將增加並帶動婦女參與勞動市場，兩者呈正相關。戈爾丁1990年出版的著作《理解性別差距：美國婦女的經濟史》（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特別指出性別差距的歷史特徵不是呈穩定進步，而是出現差距縮小的時期，包括19世紀初的機械化時期與20世紀初期文書工作的興起，以及1980年代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的時期。在取樣美國200年來的資料並重新檢視之後，戈爾丁發現19世紀工業革命後農工轉型，工業化反而減少了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勞動報酬由按件計酬制改為固定月薪制，不僅不利於已婚婦女的就業，還使女性選擇留在家庭。到了20世紀後，隨著產業由工業轉向服務業、女性教育提升、離婚率增加，以及避孕的技術進步，婦女的工作選擇自主性也隨之提高。此時女性普遍將自己的職業視為個人身分組成的重要部分，並對工作生活做出自主性的決定，進而帶動女性大量進入勞動市場。因此女性的勞動參與變化實為U型，先減後增，而非正斜率的曲線。

性別薪資差距 源自女性在工作與家庭結合的高昂成本

她在2021年出版的最新著作《職業與家庭：女性百年的公平之旅》（Career and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一書中，對薪資不平等的根源做了極具影響力的探討。從歷史上看來，戈爾丁認為薪酬不平等與其說是歧視，不如說反映了工作場所靈活性和工作與家庭結合的高昂成本。大部分薪資差距反映了「時間靈活性」的高成本，也就是說，女性選擇工作時間更少或更靈活的工作，以便養家糊口。因此，縮小薪資的差距將取決於調整工作崗位，為所有工人提供更大的靈活性，從而降低與靈活性相關的成本。
 
在戈爾丁的性別薪資差距研究中，還發現了性別薪資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教育和職業的差異來解釋。雖然性別薪資差距已呈現縮小趨勢，但在可見的未來並沒有跡象顯示會收斂，目前在先進國家兩者差距仍明顯存在10～20％。可能的原因包括業主支付較高工資給願意長時間工作或對工作時間較不受限的勞工，而能承接這些貪婪工作（greedy work）的通常為男性，此對想要彈性工作兼顧家庭的女性則如同是一種工資懲罰（wage penalty）。她的研究也發現男女薪資的差異不只是因為選擇職業的不同，即使在相同的職業內依然存在顯著的薪資差異。更發現職業內（within）差距大於職業間（between）差距，前者約占2/3，後者約占1/3。職業內差距的主因在於，女性在家庭和照顧小孩與工作間的選擇考量，尤其在第一個小孩出生後，需要更具彈性工時的工作，才能兼顧照料家庭。因此戈爾丁預期未來的工作環境和工作報酬將影響女性的人力資本投資的決策、從事的工作和薪資報酬。
 
戈爾丁的長期婦女研究，顯示婦女在家庭與工作間的選擇才是造成男女薪資差距存在的關鍵。目前的情況是男女雙輸，男性犧牲與家庭相處時間，而女性則犧牲她的職業生涯。未來主要的政策意涵應該提供職場更大的勞動工作彈性，才可帶來兩性雙贏。這或許是真正走向性別平權的關鍵一步。

鼓勵女大學生主修經濟專業的小實驗

鑑於經濟學是一門極其廣泛且有用的學科，主修經濟學可幫助在許多的領域更具競爭力。過去20年來，經濟學專業的本科生男女比例一直保持在2.5比1，這表明許多年輕女性對這個領域望而卻步。有趣的是，戈爾丁對此在2014年發起了大學女生經濟學主修計畫（Undergraduate Women in Economics Program），每年隨機選擇美國20所大學和學院，提供約1萬2500美元的小額補助，鼓勵女性攻讀經濟學學位。並於2015年作為期一年的隨機對照試驗，評估此一低成本干預措施對增加主修經濟學專業女性人數的影響。結果發現，這項措施有助於提高在文理學院（liberal art college）中主修經濟學的女大學生相對於男大學生的比例，但在較大的一般大學院校則沒有顯著影響。此結果可能跟金額太小、是否為大型學校組織、校務規定繁瑣等因素有關，這項研究也充分展現戈爾丁對女性大學教育的關注與社會實踐的精神。
 

其他有關發展的重要貢獻

此外，戈爾丁在其他領域也有具體的貢獻，包括與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格萊澤（Edward Glaeser）在2006年合編的《腐敗與改革：美國經濟史的教訓》 （Corruption and Reform: Lessons from America's Economic History）一書中，研究1870～1920年間美國公共部門的腐敗為何能顯著下降。文中指出充滿活力、獨立、自由與非政治性的新聞界乃是根本驅動力因素，極具啟發性。
 
2019年戈爾丁和史丹佛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醫學院的阿爾桑（Marcella Alsan）合著論文〈兒童死亡率的分水嶺：1880年至1920年有效供水和汙水基礎設施的作用〉（Watersheds in Child Mortality: The Role of Effective Water and Sewerage Infrastructure, 1880-1920），提出低收入國家應關注並減少兒童死亡的問題。透過分析1880～1920年間波士頓的資料，他們發現造成兒童死亡率下降的原因有1/3可歸功於提供清潔飲水和有效的汙水下水道處理系統。此結果對發展中國家帶來重要啟示：建造汙水下水道處理系統和提供清潔飲用水可能遠比採取其他零碎的發展政策具有更好的效果。

改善職場彈性有助兩性平權、減緩少子化

身為一位經濟史學者與勞動經濟學家，戈爾丁以歷史長河的視角與關心社會變化的脈動，分析女性投入勞動市場的經濟影響，尤其在兼顧工作與家庭的兩性核心選擇差異，演繹女性的社會活動角色，分析鞭辟入裡，一脈相承，此次獲獎實至名歸。隨著社會變遷，工作場所變得更加彈性與友善女性，家庭的分工也不再僵固化的男主外女主內的思維。當工作與家庭不再只是女性的重責大任，而是由兩性雙方充分合作，則兩性平權將水到渠成，那時性別薪資差距也將不再是一項重要的判斷指標了。屆時或許低生育率與少子化就算不能隨之迎刃而解，也將能獲得適當的緩解！
 
延伸閱讀
1. Goldin, C. (1990).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Goldin, C. & Katz, L. F. (2008). The Race between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 Goldin, C. (2021). Career and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