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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17一個春季學校與一場研討會的背後（下）－呂理帆專訪
460 期
Author 作者
蔡孟利／宜蘭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教授，科學月刊編輯委員。
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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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理帆博士／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分子生物學系副教授。 |
2019年4月9~11日在臺北圓山飯店舉辦福爾摩沙免疫春季學校，4月12~13日於林口長庚紀念醫院舉辦福爾摩沙免疫春季會議，這兩個活動簡寫均為FISS（Formosa Immunology Spring School & Symposium）。在臺灣常見到這類的學術活動，但是這次邀請的國外講者陣容龐大，而且兩個活動接續舉行，整個FISS期間總共長達五天，這在臺灣的學術圈活動來說，倒是很少見的事情。
看到這樣的盛會在臺灣舉辦，一開始只是跟想幾位主要籌辦人顧正崙博士、呂理帆博士、楊皇煜醫師聊聊籌辦動機，然後寫篇例行的報導告訴大家有這件事而已。沒想到透過登門拜訪與越洋視訊，總共四個多小時的訪談中，我們居然談了超過六萬五千字的話。
我算修稿很快的人，但這次整理逐字稿卻出奇的慢。因為看著那些談話的文字，腦子就不斷地回味在訪問的時候，感受到籌辦人員們那些會賺人熱淚的壯志，以及為臺灣細膩付出的豪情。整個FISS所完成的不可能的任務（mission impossible），是我這兩年在臺灣學術圈內所看到最感人、最熱血的事情。
（上集請參閱：《一個春季學校與一場研討會的背後（上）－顧正崙、楊皇煜專訪》）
蔡孟利（以下簡稱「蔡」）：這次FISS的會議裡面邀請了很多外賓，你們是根據專長還是學術地位，或是有什麼其它的考量來決定這個邀請名單？
呂理帆（以下簡稱「呂」）：我覺得就臺灣的環境來講，今天請一個演講者，就算他是諾貝爾獎等級的，給了演講完就走，我覺得對臺灣的學生來講，並沒有多大的幫助，今天如果我們真的要把我們的時間、精力花下去為臺灣的學生做一些事情，那我們就應該做對的事情。在說明我們是如何選擇邀請的外賓前，我覺得更重要的是我們心中想要FISS的形式。除了要辦個研討會，我們真的想做的事情是籌辦春季學校這件事情。
其實這並不是全世界第一次有的形式，先不論其他生物學的領域，光在免疫學這個領域裡，在日本理化學研究所（RIKEN）跟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Star）跟歐洲都有類似的，像RIKEN就是夏季學校、A-Star是冬季學校。之前我有學生跟博士後參加過這樣的夏季或冬季學校，他們的感覺都非常好，因為重點在於說，那是一個小群體，讓那些在專業上具領導地位的專家跟這些被篩選出來的學員在同一個地方，在一個有點與外界隔絕的場所，幾天之中進行很密切的互動。在整個過程中，他們可以跟這些所謂高高在上的學界大頭們自由的討論，因此他們覺得在整個過程中學習到很多。
歐美的這些大頭們都喜歡去日本，因為日本對他們來講，是一個很有文化、很有趣的地方。臺灣或許沒辦法像日本一樣，可是我覺得臺灣有的東西，不管是自然美景、食物、人文，我們是一個可以讓他們覺得說「喔！這是一個我會想來跟這邊的學生談談科學順便拜訪，很有趣、很美的地方」，而不是只因為我們花大錢把他們像神像佛一樣請到臺灣，他們拿了錢給個演講，拍拍屁股走人，那這樣一點意義都沒有！我覺得我們臺灣沒有那麼樣的卑微，我覺得臺灣絕對可以做到這樣。當然夏天太熱，而且夏天跟冬天會跟那些已經有的免疫學校撞期，因此以臺灣的角度來講，春天跟秋天是最好的時間，當然那時候也有考慮到我們自己彼此的時間，後來就決定在春天，所以那時候才有這個春季學校的想法出現。
這個想法出現以後，接下來就是要選擇適合的講者，臺灣有臺灣特殊的文化，即使現在不一定是做的最好的人，但是會希望有一定的比例的受邀人的頭銜像是「國家科學院院士」那一個層級的。但是對我來說不管院士也好，不是院士也好，最重要的就是請來的演講者，我們這邊必須要有一個能夠橋接他的人，把學生跟演講者的距離拉近，因為如果不這樣做，到時候演講者們自己聚集在一起講話、學生不敢跟演講者搭話，學生們還是自己跟自己一群，那就算把大家關在同一個房間裡，還是不會有良好的互動。
對這些外國學者來講臺灣畢竟是一個陌生的環境，你要他們突然對臺灣的學生變得很親切這是不可能的；所以那時候的前提是，邀請的學者在科學上要有一定的成就，再來就是不管是我自己或是我們其他在國外臺灣的科學家，一定要有人跟這些想邀請來的學者有私人的交情，可以是他們之前的博士後或是之前的學生來扮演這樣橋接的角色，所以我們是以這樣的方向思考，把我們可以找的人名單先列出來。再來，因為畢竟是免疫學的學校，我們不希望人選太偏頗於某個侷限的領域，所以我們希望盡可能涵蓋免疫學的每個層面，我們先列一個名單，裡面有誰是我們有可能邀請的，最後再從這個名單中選擇免疫學的各分項中選擇演講者。
蔡：這個活動有一個很大的特點，就是春季學校中只有30個學員，然後大家一起相處幾天。因為這次出錢的是單位是長庚，他是私立大學，所以某種程度不會受到質疑說，為什麼你花了這麼多錢只給30個學生享用？將來如果這樣的活動是由科技部或教育部出錢，馬上會遇到一個很大的質疑說，既然請了這麼多大師，為什麼只給少數的學生受惠；或者換個角度想，好，當然一個菁英培育的搖籃，也許可以限制人數，但是這些大師既然來了，能不能有其他的輔助方法讓更多人受惠？請教你的看法。
呂：這點其實是當初我跟正崙在籌備委員會中有很多爭執的地方，正崙一直跟我說可不可以變80個？50個也行。如果是錢的問題，他說我們不一定要花那麼多錢在圓山嘛，為什麼不能在長庚找個演講廳，然後大家住宿舍？我說，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除了要讓演講者覺得今天來臺灣是一個很讚的感覺外，我覺得也要讓學員覺得今天能被選上FISS學員是一種榮耀，而不是一個他們隨時想參加就可以參加的會議。
說到這裡先講一個小故事，今天我們為什麼會想辦FISS這件事情呢？其中有個原因就是當初正崙邀請他的老闆──卡沙諾瓦（Jean- Laurent Casanova），也是我們這次的主議題講者（keynote speaker），到長庚給演講。然後呢，他那時候只照了張照片給我們幾個在國外的朋友（也就是後來的國際籌備委員）看，整個會議室聽他演講的只有20幾個人，其中有一半還是正崙自己實驗室的。以卡沙諾瓦這種程度的演講，如果是在美國這邊，可以想見演講廳是擠不進去的，很多是要站著或是坐在地板上聽的；那臺灣請到這麼好的演講者，為什麼人那麼少？正崙就說，你們在國外住太久了，完全不瞭解臺灣的現況，你知道嗎，臺灣的演講要千拜託萬拜託學生去參加，你得求他去參加。
蔡：是啊，我們都是用動員的，一樣選在上課的時間，然後叫學生整班帶過去，哈哈哈（苦笑）。
呂：對對對，他說臺灣的現狀就是這樣。所以正崙一開始也講說，你想法是很好，但到時候可能會沒有人想報名，我們還得求學生報名，指定我們實驗室的人去報名。其實當初我們一開始想找臺灣的老師幫忙籌備FISS的時候，很多臺灣的老師雖然不太好意思講什麼，可是都或多或少暗示我們，說到時候你們可能會失望。所以我那時候一直想的是，要怎麼讓臺灣的學生主動想要參加這件事情。我覺得必須要讓這個活動建立起一種價值感，也就是說讓他們覺得今天被選上是一件很榮譽的事情，所以人不能多。
我覺得可能人性就這樣，當一件事情太容易了，即使我們的出發點是好的，想讓更多的臺灣學生受惠而增加人數，但結果可能就是不會有人在乎與珍惜。但若是這件事情是稀有的，大家就會想要去爭取，這是人性。至於第二個，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希望被選上的學生能有最好的收穫，今天如果80個人，學生所能受到照顧的時間、能與大師互動的時間就會被稀釋掉，品質就會變差。我跟正崙說，為什麼是30個人？這不是隨便取數，我的想法是，今天一桌吃飯十個人，六個學生加兩個大師與兩個籌備委員共一桌，這樣5桌的學生總數就是30個人。
我們也考慮到吃飯的座位如果沒有強制，那一定是學生跟學生吃一桌，演講者跟演講者自己吃一桌，這樣一點意義都沒有。所以我們決定，吃飯抽籤，讓每一個學生、每一個演講者、每一個臺灣的籌備委員都抽籤，所以每一餐他們會跟誰坐，都是隨機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每一桌就是十個人（六個學生、兩位大師、兩位臺灣的老師）來達到最好的互動。所以說30個人不是隨便定的。當然很多人可能會覺得我們好大喜功，要找圓山，要限30個人，覺得純粹我們浮誇，但我們不希望因為覺得妥協，導致大家不珍惜，或是人數過多造成互動教學品質變差，最後反而得到反效果。
所以為了達成我們的目標，首先我們先制定一個有審核機制的競爭型申請，而且都是國外的審核委員在審，每一個申請案都被三個國外的審核委員看過，還討論了好幾次才決定最後的名額，另外也可以避免讓在臺灣的委員受到人情壓力的影響。被選上優秀的學員基本上，所有支出都由FISS支付，他們完全不需要付一毛錢，他們唯一需要的就是從頭到尾都要參加。再來為了讓學生覺得能被選上是一種光榮、一種值得驕傲的事，我們的網站有每個學員的照片、每一個人的介紹；也希望藉由網頁上有每一屆被選上的學員的照片，他們的背景、他們的專長，讓將來每一屆的學員，他們自己之間能形成一種連結，一個小小的社群，互相幫忙、互相合作。
生醫研究這條路不好走，單打獨鬥是很累的，想要做一些改變，一定要有夥伴，今天這30個人就是未來的種子，他們會有個共識：我是第一屆的FISS學員，這些是我的夥伴，我們在這五天四夜當中朝夕相處，我們一起成長。現在來看，我們真的達到這個目標啊，可以看到FB上他們彼此之間的聯繫，這真是讓人很開心啊。我們也希望這個影響力可以擴散出去，讓其他的學生看到會覺得，哇！這真是太好了，我也希望變成那個成員之一。而不會擔心說那第二屆是不是還得求學生來報名，讓更多人努力想往這個目標前進，即使這次沒被選上了，還有下一次啊。這是為什麼我們會有這樣小小的堅持，希望有人數的限制。
蔡：這個春季學校是一個閉門的教學跟演講，有沒有想說像是利用出版品或者其它方法讓效果外放一些，而不是只有這30個人可以受益？
呂：整個活動五天中的前三天是閉門的春季學校，後兩天是所謂的研討會，那是公開的，也就是說讓這些國外的大師公開演講。那兩天我們其實有500個人來報名，不到一天，第一批開放的300個名額就滿了。一開始大家還以為得求人來報名，可是真的不到一天300個就沒有了。後來還再開其他的教室，一樣，11個小時另200個名額就沒了。所以並不是說今天花了那麼多錢只讓那30個學員受益。當初長庚最早想要辦一個研討會的目的還是辦到了，我們也找了十個頂尖的演講者。
講到長庚，我先要在這裡再次感謝長庚的大力支持，尤其是郭昶甫主任，可以說沒有郭主任跟長庚的支持就不會有FISS的出現。但是我們希望FISS這個活動，不光是長庚或是某一個學校專屬的活動，而是屬於臺灣免疫界的一個活動，所以我們一開始也同時間希望能找到其它地方的贊助支持，但是一開始我們真的是到處碰壁啊！我們準備企畫書向科技部申請補助，拿到的經費連一個講者的機票都買不到；我試著聯絡了幾乎所有臺灣官方、私人的基金會還有中央以及地方的學術單位，但是除了認識的朋友願意私人幫忙外，一開始真的是到處碰壁。
但講到朋友幫忙，也是因為有這些朋友才讓我們能繼續堅持下去，包含現在在臺灣的生技公司工作幾個之前的臺灣的學長、學姊或是同學、學弟妹，例如一個現在在進階生物科技的葉家賢學長，他除了向進階爭取一些贊助，再加上自己掏腰包，就這樣一點一點、5萬、10萬臺幣這樣小筆小筆的錢慢慢湊起來。另外因為我身處聖地牙哥（San Diego），我也是直接到聖地牙哥這邊的生技公司，跟那邊的老闆談。其中百進（Biolegend）的賴董事長是臺灣人，我到他辦公室跟他談了一整個下午，跟他講說我們想要做什麼理念和理想，雖然那時候FISS連一個形狀都沒有，我們幾個人也好像只是一些搞不清楚狀況只會作夢的年輕人，他還是願意拿出3000塊美金來支持我們。3000塊美金在那個時候真的是很大筆了，畢竟雪中送炭總是比較困難的，我們也真是很感謝。
但是我們算起來，我們的預算至少要450萬台幣，因為那些演講者的機票加住宿就快要300萬了，所以除了郭主任跟長庚的幫忙外，離我們的目標還是很遠。幸運的是，那時候我所在的學校──聖地牙哥加利福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 UCSD）跟陽明有個姊妹校的活動，正好去年是陽明來UCSD，其中領隊是陽明的副校長楊慕華。他來這邊以後我有機會跟他一起吃個飯，我跟他講了這件事情，他聽到以後很受感動，他說：你們在國外的都願意做到這樣，我們在臺灣的不做什麼，是件很丟臉的事情。於是他馬上就幫我們連絡上了兩個藥廠以及癌症醫學會，很快就幫我們找到了很大筆的贊助金額。於是在這次辦完以後，我們就問楊慕華說，除了長庚外，不知道陽明有沒有意願承接之後的FISS，那他也是一句話：只要你們在國外的願意繼續做，他就會全力贊助、全力支持。
其實要辦一個好的活動，就找錢跟找人嘛！那今天我們在國外，我們能做到的是邀請講者，但在臺灣，找錢這件事情，我試了很多，都不成功，也因此除了長庚的郭主任外，我們真的也很感激這個陽明的楊副校長的支持。我們也希望FISS以後的形式是「每一間學校辦兩屆」，比如說，第一屆這次是長庚、第二屆也是長庚，可是第二屆長庚辦的時候，就有第三、第四屆主辦的陽明當副籌備委員，跟長庚的籌備委員一起做，算是傳承，不會說突然間就丟給他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做。之後也希望有其它的學校單位能支持，我們真的希望FISS不是一個學校的活動，希望臺灣能摒棄所謂的門戶之見，把一個我們覺得對臺灣生醫研究環境有益處的活動做好。
蔡：對於FISS後續的舉辦，我覺得有兩個隱憂。第一個你剛剛提到說，每兩屆輪一個學校，但是臺灣最大的問題是，臺灣所有公立學校的大部份預算都來自科技部跟教育部。即便楊慕華現在是當陽明的副校長，本身又是榮總很有名的醫生，所以他可以拿到很多的贊助，但是萬一他不當副校長了，那只以他的私人關係能不能拿到有四、五百萬的贊助，可能是個問題。台大更不用講，台大是一個很奇怪的地方，那是個更充滿變數的地方。即便第二個學校順利辦完兩屆，第三個主辦單位要找哪個學校？清華、交大或是成大也好，這種規模的經費是不是能夠這麼順利的到位，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舉一個算永續經營成功的例子，在臺灣有一個很有名的比賽，叫TDK機器人比賽。那這個比賽是由TDK基金會贊助，每年大概就會拿好幾百萬的經費辦一個全臺灣大專院校參加的機器人比賽。他是這樣運作，類似你剛剛講的那樣，例如臺科大辦兩年兩屆，之後移到高雄科技大學或其它學校，國立大學或私立大學都有，他就每兩年換一個主辦的大學，都由這個基金會提供主要的經費，但他會要求主辦學校搭配個某些成數的經費。以這種方式進行，臺灣的學校比較沒有那麼大的經費壓力。也就是說像FISS這個活動，如果要能夠長久的持續下去，經費來源可能要很穩定，或許由某一個基金會提供，學校只需要出配合款。
第二個問題是，其實那天我有問過正崙，臺灣免疫學界的社群，人數大概有多少？他給我一個蠻悲哀的數據啦，就大概不到200人。以這麼小的科學社群，而且正崙又跟我講說今年參加的30位，下一屆就不能參加了，那這樣很快就會把臺灣這個社群的學生，好程度的學生用完，因為這200人不是每個人都很有水準。所以勢必將來可能要開放給國外的學員，那這對經費取得可能又會面臨另一個問題。
關於這兩個問題你有什麼看法？
呂：學長，你有沒有發現，剛剛你提的第二個問題跟你一開始提的另外一個問題其實是有矛盾的，一開始你提到希望把FISS學員的人數增加，那人數增加不是讓這個問題更嚴重嗎？假設我一開始就開放100個，那這社群就只有100個人，那不是下一屆就沒人了嗎？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堅持30人，而且我們不是每年辦，我們是兩年辦，兩年辦一次是有原因的：第一個，就是我們自己也太累了，每年辦我們自己可能會短命，說老實話，那時候我覺得正崙他辦完這一屆真得快掛了，所以不可能，但是三年又太久，這個熱潮就沒了。
蔡：是啊，一辦完，他就得去把那個腎臟的石頭打掉。
呂：其實我們當初的想法就是要永續經營。如果只辦一屆，辦的再好都是讓自己爽而已；想要為臺灣做點事情，如果只辦一屆一點效果都沒有，雖然持續辦下去不確定會不會造成改變，可是一定要辦下去才知道。但是除了科研社群小外，另一個問題就是臺灣資源的不足，正崙跟我講過，他說今年我們把主要的藥廠的錢都要光了，今天藥廠把錢給我們FISS了，就會擠壓到其他人要辦其他會議的補助。但話又說回來，我們今天要做的不就是要在這個現有的困境、體制中去改變嗎？如果今天的想法是社群就是這麼些人，一年的錢就只是那麼多，只能在這裡面去做妥協，那就只是繼續在惡性循環中打滾；我們不是應該要把200個人變成300個人，如果每年就只有300萬可以運用，我們不就是應該想辦法把300萬變成500萬嗎？也就是說，今天我們要做的是改變現狀，而不只是委屈於現狀去做妥協啊！
今天我們這個FISS會議來了500個人，這是一開始大家想都沒想到的。這500個人哪來的？你臺灣的社群，顯然免疫學社群沒有500個啊，為什麼會有500個人願意來？顯然有很多潛力的那塊是我們之前沒有看到的，還有這次很多藥廠和生技公司看到FISS他們很開心，他們跟正崙講說：「下一次如果你們還會辦，早點跟我們講，我們把這個預算先規劃出來」。也就是說，他們可以增加預算，之前是因為完全不知道有這樣的存在，所以他們每年會贊助會議的預算就是那麼多。但是因為他們覺得這次辦得很好，而且以後如果是穩定會辦的話，那他們每兩年就會特別為這個列一個預算，而不會排擠到別人的。另外雖然科技部這一次的幫助有限，就像剛才學長講的，今天需要能把不同單位之間兜在一起的力量，我們之後還需要科技部的支持的，所以也希望第一屆FISS的成功，能夠讓我們在之後爭取到更多科技部以及政府相關單位的支持。
今天我們大家覺得這個生科的餅啊越來越小了，大家都只在想說我要怎麼去搶那個小餅，可是我覺得應該的想法是怎麼把這個餅做大？如果還在想說怎麼去搶剩下的餅渣，那只是一個暫時延壽但沒多久就會死掉的路線；所以我覺得現在的想法應該要改變，要想辦法在困境中創出一個新的希望啊，讓越來越多人願意投入，越來越多資金願意投入。免疫學目前有個優勢，就是現在的免疫治療的確是當紅的研究方向，不光是基礎還有臨床，也就是說它是有市場的，這也是為什麼藥廠願意投錢。因為對藥廠來講，幾十萬根本都是小錢，如果今天我們有這個優勢，都不去好好利用的話，那其它的領域不是更困難嗎？
另外我們會希望當第二屆演講者確定後，早點讓臺灣學生知道，讓學生有個目標去前進，也就是說，去增加潛在的族群。我們辦FISS的目的不是希望每個人都唸博士班，也不是希望每個人都到國外去唸書，這不是我們的重點，我們的重點是告訴你，做研究可以很有趣！跟這些大師級的科學家聊天互動並非遙不可及，在研究工作中，沒有階級、數據（data）說話，今天你有數據支持就能大聲講話；我們希望建立的關係是，今天你在FISS，每個人都是平等的，大家都是以科學家的身份對話。我們希望在這種情況下，讓這些學生知道科學其實很有趣也很有用，那未來你要走哪一條路，你要去業界、你要去唸博士、你要出國、你要留在臺灣、你要專心做基礎研究或是當臨床醫生，都好，這是你的選擇。
但是真的要說，雖然這次辦得好像很成功，中間的過程真的是很辛苦啊。其中正崙最辛苦的地方；畢竟當初最核心的組成，就是四個人，秉智、景政和我在國外，在臺灣的就正崙一個。也就是說，剛剛學長講的很多壓力跟質疑，都是正崙一個人在擋。但是正崙在臺灣有臺灣的困境，我們在國外的也有國外的挑戰啊。比如說這些免疫界的大師都很忙，也就是你必須一年前就跟他們確認時間，一年前我們邀了，邀了以後呢，我一直問說可不可以跟他確認機票什麼的？正崙一直跟我講說，臺灣的運作方式預算是一年一年的，也就是說呢，他要等到2019年1月才可以用今年度的錢。所以他沒辦法跟我確定錢會不會下來，我說可是那些大頭們我不跟他們早日確定的話，他們都很忙，很可能之後就取消這趟行程了。
這樣的狀況後來也的確發生了，因為有些演講者我們一直沒有辦法跟他們確認機票，他們以為沒有了，所以那個時段又安排其它活動了。所以正崙在12月底1月初，又需要我再去找幾個院士級的講者來，問題是四月的活動，現在只剩兩、三個月，要去找這樣等級的人來，然後現在才跟人家說請你4月來臺灣，另外我們的FISS網站早就都出來了，那些人很容易就會發現他們是備胎嘛！所以我也不可能隱瞞他們說他們是我們的備案名單，我就只能直接跟他們說，很抱歉，我們當初找了其他人，其他人後來沒辦法來，可不可以請你幫忙補上來？其實那個，實在很難開口啊！
也就是說，正崙跟我們在臺灣跟國外各有各的難處。正崙在臺灣，他有很多問題要去面對，我們幫不上忙，很多子彈他幫我們擋，我們真的做不了；他說你們在國外講得很容易，最後出了問題，你們拍拍屁股就能閃人根本不會被影響到，但他在臺灣，他會受到影響。我說，我們很抱歉，沒辦法，可是一樣在國外呢，我們要面對這些免疫界的大頭們，和這些人關係的建立都是多年累積下來的，如果跟我們翻臉了，那我們也同樣什麼都沒了。所以基本上那個過程中，大家真的是繃得很緊，大家都不想要出天窗，希望把活動辦好。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FISS其實就我們幾個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再加上許多在臺灣的師長朋友拚死拚活搞出來的。可是我覺得要走得長遠我們必須要走向一個類似像法人化或是其它有系統的組織。正崙跟我說那很複雜，他說不要想，所以我們這次是經由免疫學會跟癌症醫學會幫忙，也讓廠商有捐錢的對口，但因此也讓這兩個學會裡面的人多了很多工作。因為這次是草創，所有東西都是從無到有，可是我們終究必須建立一個制度，能讓免疫學會或癌症醫學會也覺得有互利。
蔡：那的確很麻煩。
呂：對啊，非常麻煩！有很多細節要解決的。說老實話這些都是正崙一個人很辛苦的處理，因為我們都在國外，所以我很感謝他，基本上他都盡量的做到了。但是我們其實在過去一年多也吵了很多次架，因為我們各有各的堅持，但我們的原則是說：今天如果都要照現有的遊戲規則走的話，那我們幹嘛做？我們不就是想要改變嗎，正崙也想要改變嘛！都看到說臺灣現在生命科學的研究陷入困境，那既然我們想要改變，為什麼我們一直要受限於臺灣現有的遊戲規則？
蔡：最後有什麼是我沒有問到，但是你想講的事情？
呂：說老實話，這些都是完全靠一股熱血在做的。
蔡：真的是做了了不起的事情，而且是臺灣真的很需要的事情。
呂：如同之前所說如果今天我們只做一屆，那真的就是像煙火，看煙火這樣爆爆爆很爽，但爆完就沒有了。所以我覺得永續經營的問題，是我們最需要去努力的。剛剛提到很多現實面，這都是我們希望克服的。不過也因為辦這樣的活動，我們都學習很多。正崙現在知道這樣的會議，國外是怎麼辦的，我們也跟他學習到臺灣的制度怎麼運作。
蔡：哈，你離開臺灣太久了。
呂：我在臺灣是動物系畢業就當兵，當完兵我就出國了，我從來沒有在臺灣的研究環境待過。所以辦這次的FISS學到了很多。知道如果真的想要把這件事情辦好，就不可能不食臺灣煙火，完全的理想性，因為那也是痴人說夢，就像正崙講的，你這樣的想法在臺灣永遠做不出事情。所以今天真的要在臺灣做些改變、做些事情、而且下一次希望還能更進步，雖然有些東西該堅持的我們會堅持，不能妥協的也不會妥協，但同時間也必須要學習臺灣是怎麼運作的。
但是雖然過程中吵架不斷，但只要找的夥伴是真的想要一起做事情的人，其它的都是細節，細節可以吵，吵得再兇也無所謂，隔天還是可以一起想辦法把事情解決。其實這也是讓我很開心的一點，到了我們現在這個年紀，能有什麼東西是可以讓你做的這麼熱血？我覺得這是一個有點像以前大學辦社團一樣，當一群志同道合的夥伴一起在做事的時候，其實就是一個很開心的過程。雖然做研究也好，帶學生也好，都是自己想做想拚的，可是同時間自己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又會覺得說，今天我好像可以再多做些什麼更有意義的事情。今天我有現在這樣的位置，是因為我真的比別人聰明嗎？我不覺得。我覺得很多時候一路上真的是遇到了很多貴人、受到了很多幫忙，也有很多時候是我的運氣很好。所以我們大家的想法都是，如果今天可以做件事情幫助其他在臺灣、同在一條路上的年輕學生們的話，這就是我們大家想做的事情。
（封面圖片來源：Flickr-Matthias Ri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