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專區

繪圖反映出繪者心中所重視的題材，並且受到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所影響。人類最早的史前洞穴畫的獸類主題，反映了當時獵捕的生活形式。植物的主題直到人類進入了農業社會，農作物的圖像才出現在陶器及壁畫上，反映了當時農作物的經濟價值，以及對不同作物紀錄的重要性，但此時的繪圖仍是比較象徵性的，並無太多的細節及有系統的描繪。

希臘時期：草藥學的建立

現存最早的植物專著是1世紀的希臘醫生迪奧斯克里德斯（Pedanius Dioscorides,40~90） 所著的《藥物論》（Codex Vindobonensis ），原始版本已失佚，現在留存下來的最早版本是512年出版，書中的插圖是由拜占庭畫家依照希臘醫生兼藝術家克拉提渥斯（Cratevas）的舊有繪圖為版本繪製。迪奧斯克里德斯的經典著作，其手抄本經歷千年的流傳至中世紀的歐洲，書籍一般是由謄寫員先行抄寫文字部分，留下空白部分供繪圖者日後補上插圖，繪圖員由流傳下來的版本圖像臨摹，而不是依照實際植物畫出，除了書內的插圖越來越失真，許多以訛傳訛的版本持續地被複製流傳，繪圖員還會發揮天馬行空的想像力，由植物名稱得到的靈感繪圖，例如以希臘神話中美少年納西瑟斯（Narcissus）命名的水仙，有繪圖員把水仙的花中央畫成有小小的人形冒出來的樣子，以符合熱戀自己在水中倒影的少年形象。即使至木版印刷在15世紀傳入歐洲，手抄本逐漸被印刷本取代，在當時最為普及的草藥書籍，仍是由歷代謄寫員及繪圖員累積各式錯誤的版本。

文藝復興時期：繪圖的科學

15世紀文藝復興時期，人們的想法有巨大的轉變，以科學的眼光重新認識自然萬物，成為文藝復興的基本精神。此時期的藝術家，例如義大利的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及德國的杜勒（Albrecht Dürer, 1471~1528），即對所要繪製的主題進行詳細觀察，並研究以透視法，光影效果及正確的比例，使它們能被忠實地畫出來。這些繪畫觀念的進展，使以往平板的植物插圖，變得更為立體而生動。達文西的植物素描，掌握具體的特徵及自然的生長狀態，即使是簡單的筆觸，亦能充份地表現出植物的活力與美感。杜勒建議：「真正的藝術隱藏於自然之中，可以畫出自然萬物的人，就可以掌握藝術的精髓。」；他的美哉草皮（Das grosse Rasenstück，見圖一)，是以貼近地面的角度，寫實地畫出一片雜草叢生的草皮，此作品傳達了自然無所不在的美，亦契合現今生態學的概念，表現出蓬勃豐富的生物多樣性。在文藝復興時期，寫實風格的藝術即是科學，兩者可謂是一體的兩面。

圖一：杜勒的美哉草皮。

木版印刷的發展，使藝術家的原創作可以更精確地透過製版印成線條圖像。後期分工成由專業的刻版家製版，在未發展出彩色印刷前，彩色圖版是先印刷成線稿，再以手工上色。在那個時代醫生的專業為運用草藥治病，因此醫生同時兼具植物學的知識；植物科學插圖的新紀元，在16世紀的德國展開，醫生與藝術家合作出版許多具有精緻插圖的書籍，他們呈現的內容是以附近的植物，而不是以往無法實際去對照的希臘藥草。德國的草藥學之父——布朗菲斯（Otto Brunfels, 1488~1534）與藝術家魏迪茲（Hans Weiditz, 1475~1516）於1530年的《本草圖譜》（Herbarum vivae eicones ），是西方第一本有寫實圖譜的植物專著，魏迪茲是直接由實際植物描繪，強調寫實的風格，對於被蟲咬過或是枯萎的葉子，他也都據實呈現出來。福克斯（Leonhart Fuchs, 1501~1566） 於1542年以拉丁文出版《植物史論》（De historia stirpium commentarii insignes），之後並於1543年以德文出版為《新草藥學》（New Kreüterbuch），附有511幅插圖；福克斯在此書的序言中提到：「每一幅畫絕對都是按照活生生植物之特色及形象描繪而成的，此外，我們亦投下大量的精力，務使畫中的每種植物之根、莖、葉、花、種子、果實，都絕無魚目混珠之虞。即令畫家偶爾想藉技巧展現藝術才華，但我們極力避免植物的天然形狀被陰影或其他次要的小細節所掩蓋。」

《植物史論》出色的插圖是由一組藝術家完成，一人負責植物寫生，另一人把圖形描繪至木版上，再由第三人負責刻版，他在書中也特別附上這些藝術家的名字及肖像（圖二）。木刻印刷為凸版印刷，將線條畫在木塊上後，再以雕刻刀刻除線條以外的部分，完成的圖版與文字版固定於框架中，再置於印刷機中，上油墨及壓印於紙上，印出凸版的圖文，但木頭材質的細緻度及對印刷時壓力的承受度，限制了木版印刷所能呈現的線條細節。

圖二：福克斯的《植物史論》繪製插圖的藝術家群像。
一位畫家描繪於紙上（右上），另一位畫家再畫於木
版上（左上），刻版家等著進行刻製的工作（下）。
（圖片來源： http://mulibraries.missouri.edu）

17世紀銅版雕刻及蝕刻印刷的創新，使科學插圖可被更精細地表現。銅版雕刻（engraving） 及蝕刻（etching） 為凹版印刷（intaglio），銅版雕刻以雕刻刀在銅版上刻劃出凹陷的線條，可以比用木頭製版處理更多的細節；蝕刻為先於版面塗上抗酸的蠟，用蝕刻針穿過蠟達銅版表面，再以酸去侵蝕未受到保護的部份，形成凹槽。印刷時，將油墨塗滿版面，再刮去平面部份的油墨後，然後覆蓋上紙，加壓將留在印紋凹槽的油墨，轉印至紙上。除了可以印出更細的網線，凹槽可深可淺，所含的油墨量不同，可使圖像有濃淡不等的色調層次，凹版印刷的成品，可感覺至墨紋凸出紙面。這也使文字版與圖版有不同的製程，所以插圖會是以圖版（plate）的形式出現在獨立的頁面，而非穿插在文字間的圖（figure）的形式。

地理大發現時期：植物園與植物學的發展

16世紀地理大發現後，大量的奇花異草引進歐洲，使貴族及富商的植物園蓬勃發展，也帶動植物學及園藝的進展。這些植物園的建立，使得人們對植物的關注，由草藥的實用目的，轉變為賞心悅目的觀賞目的，植物圖譜（florilegium）的內容即朝向此風格進展。當時位於德國南部艾西施泰特（Eichstätt）植物園，是杰明根（Johann Konrad von Gemmingen,1561~1612）主教的宏偉計畫，搜集世界上的珍稀植物，建造一個再現上帝奇蹟的伊甸園。貝斯勒（Basil Besler, 1561~1629）醫生受聘管理這座植物園，並描繪園內的植物，貝斯勒花了16年完成這些圖畫，於1613年出版《艾西施泰特植物園》（Hortus Eystettensis ），插圖採用銅版印刷，共374個圖版，圖版的植物是依不同的開花時間呈現，因此一個圖版中會有不同類別的植物同時出現，植物經過精心的排列，呈現華麗的裝飾效果。基本上，此時期的畫面構成，仍是延續草藥插圖的方式，只以植物的整體形態呈現。後來這座植物園毀於德國與瑞士的三十年戰爭（1618~1648），此植物圖譜的出版，使我們能想像這座植物園在當時的盛況。

直到17世紀植物學家才逐漸注意到，植物如同動物是有的性別的差異，德國植物學家卡梅拉流士（Rudolph Jacob Camerarius, 1665~1721）出版的《植物的性別》（De sexu Plantarum ），由實驗證實雄蕊與雌蕊的功能，沒有授粉無法使果實發育，花是植物的生殖構造，這對植物繪圖內容強調的重點有深遠的影響，由希臘草藥學的傳統注重功能的部份，例如對根的描繪，轉移至對花部構造更細節的觀察與紀錄。法國植物學家圖爾納弗（Joseph Pitton de Tournefort, 1656~1708） 依據花與果的構造特徵，有條理、精確地定義出植物的屬，他與法國植物藝術家歐伯力特（Claude Aubriet, 1665~1742）合作出版的植物學及植物誌的著作，其中的已有強調花、果構造的插圖，配置於圖版之中。

18世紀瑞典自然學家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 建立生物命名的二名法， 其植物的性分類系統（sexual system），採用花的雄蕊及雌蕊數目不同，將植物分為24個綱（class）， 開創一套更有系統的分類架構。1738年他與埃雷特（Georg Dionysius Ehret, 1708~1770）合作出版《克利福德植物園》（Hortus Cliffortianus ），埃雷特首次採用二名法命名系統及提供花部構造的方式繪製圖版，紀錄荷屬東印度公司富商克利福德（George Clifford, 1685~1760）的植物園內的植物。埃雷特是那個時期最富盛名的植物科學藝術家，並與眾多著名植物學家合作，例如與植物學家特魯（Christoph Jacob Trew,1695~1769） 醫生合作， 於1750~1773 年出版的《植物選輯》（Plantae Selectae ），此書插圖下方加上植物二名法的命名，圖版除了植物主體，其周邊是花及果的解剖圖，且明顯地呈現雄蕊及雌蕊的構造與數目，以符合植物性分類系統的編目架構，成為後續植物科學插圖重要的形式。雖然林奈的性分類系統在19 世紀逐漸被其他植物學家提出的新分類架構所取代，但花及果的特徵仍是重要分類的特徵，一直保留為插圖的重要元素，並隨著運用顯微鏡觀察的進展，有更多的細節被呈現出來。

新物種的命名是一套嚴謹的程序，包括指定模式標本及對其特徵的詳盡描述。16世紀植物學家才開始使用壓乾的臘葉標本作為被紀錄物種存在的證據，並妥善地保存在植物標本館內，這種將植物壓乾的保存方式易於操作，並持續至今日都未有所改變。但臘葉標本無法再具體呈現原來植物的形態及顏色，而植物科學插圖可補足這一部份的資訊，因此科學插圖可視為藉由圖像對物種描述的特別形式，並且可以透過製版印刷，成為更具知識傳播影響力的媒介。另外，當標本遭受意外損壞或被蟲蛀掉時，植物科學插圖也可作為與模式標本有同等效力的證據，兩者相輔相成，並可成為雙重保障。當大量的植物被引進及紀錄的時代，植物學家忙著壓製臘葉標本，送進植物標本館；而植物科學藝術家則忙著繪製及製版印刷，一起為這些新的物種建立起完善的編目資料。

黃金時期：人物群像

18世紀中旬至19世紀中旬， 植物分類學知識，繪畫觀念及製版技術發展成熟，以及航海技術發達與植物園興盛的時代背景之下，植物學家與藝術家人才輩出，彼此相輔相成的合作，尤其是以植物園為舞臺，成就了植物科學插圖發展的黃金時期。雷杜德（Pierre-Joseph Redouté,1759~1840）， 法蘭茲‧ 鮑爾（Franz A. Bauer, 1758~1840） 與費迪南德‧ 鮑爾（Ferdinand L. Bauer, 1760~1826） 兄弟，威廉‧ 虎克與約瑟夫‧ 虎克（William J. Hooker, 1785~1865; Joseph D. Hooker,1817~1911） 父子， 及費區（Walter H. Fitch, 1817~1892）為此時期眾多植物科學藝術家的代表。……【更多內容請閱讀科學月刊第5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