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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論是什麼領域，從國際公共衛生議題，如Omicron變種病毒突變出傳染力更強的亞型：BA.2；或遠方北極海有塑膠微粒聚集；還是和臺灣本身有關的開放日本福島地區食品進口政策，在許多科學議題發生時，都可以看到「台灣科技媒體中心」（Science Media Center Taiwan, SMC）快速地舉辦記者會或是發出新聞稿。SMC執行長陳璽尹強調，在各樣科學領域提供準確的最新消息，是SMC追求的目標。

讓SMC成為專家與大眾媒體間的橋樑

「SMC的定位不是科普媒體。」陳璽尹解釋，科普媒體的角色在於將艱深難懂的科學知識，變成脈絡完整、平易近人的文字或圖表，並介紹給民眾。只是，對科學有興趣的群眾畢竟屬相對少數，多數民眾最常接觸的還是大眾媒體。

然而，在國內大眾媒體可以觀察到一些現象：當某個科學議題發生時，媒體通常會去訪問民眾、相關人士看法；但在專題節目中，即使本身研究主題與該起事件議題天差地遠，卻常能看見同一位來賓，講解著包羅萬象的科學知識。陳璽尹提醒，即使是同一門學科，例如生物，只要研究對象從病毒變成神經，就等於跨到全新的領域。若媒體想傳遞正確的內容，就一定要找該領域的專家才行。

其實不只是臺灣，國外媒體在報導時也會大幅渲染。像是在2000年英國出現狂牛症時，記者就曾追著業者、名嘴、各級官員尋求「專業意見」，並放送各種未經科學實證的謠言。陳璽尹指出，有鑑於當時媒體紛亂的狀況，在英國皇家科學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主任、牛津大學知名神經科學家格林菲爾德（Susan Greenfield）、科學部長森寶利（David Sainsbury）的號召，與科學家、資深媒體編輯和記者們的響應下，英國成立了SMC，目標就是希望能建立起科學界與媒體中心順暢的溝通管道，讓民眾能得到正確的科學資訊。

其實在澳洲、紐西蘭等國家，也都有SMC的系統組織，而臺灣SMC則是到2017年才在科技部計畫的支持之下成立。原本設定的目標是連結科學家、大眾、媒體，後來則選擇專注在讓科學家願意接受採訪，並讓記者傳遞專家的意見給民眾。

「一開始在媒體茶敘時，會有記者詢問是否可以直接取得專家聯絡資料。我們的回答是『不行』。」陳璽尹提到，SMC會詳細研究每位專家的專長領域，但媒體可能不會有時間能了解其中細節。更重要的是，有些專家不習慣直接面對媒體，因此透過SMC居中聯繫、把關，才能夠逐漸建立信任關係，讓專家能放心地現身解釋謬誤。

以專家「即時回應」取代良莠不齊的編譯新聞

媒體業追求即時訊息，但每當國內外有新的科學發現時，閱讀論文期刊的艱深內容、向專家提出關鍵問題，再將知識轉變成大眾能接受的文字，對於記者來說非常耗時、耗力。迫於時間壓力，業界做法都是直接編譯其他報社的新聞。

曾經編輯過科普書籍的陳璽尹無奈表示，科普書市場小，編輯需要同時編輯其他類書種。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媒體業，記者有醫藥線、環境線，卻沒有專門負責科學新聞的職位。當科學新聞長期不被重視，媒體自然也就忽略科學新聞的品質。

因此，取得專家對於某項議題的專業「即時回應」，是SMC的一大工作重點。不論是國外新發現或是本土議題，像是公投、全臺大停電等，SMC會在事件發生當下就去尋找該領域相關的專家學者，快速撰寫簡短精確的回應，釐清事件來龍去脈或是澄清議題核心以供記者參考。

「我們希望搶在科學議題發酵成政治議題前，先發出即時回應，可惜通常是來不及的。」陳璽尹指出，通常在議題白熱化之後，科學知識的正確與否就不被媒體與大眾所關注。像是藻礁、萊豬等公投案，閱聽眾的想法更容易被政治立場左右，即使記者訪問了專家，也無法避免將自己主觀的想法寫入文章脈絡中。

用記者會與新聞稿，掌握知識的主動性

「但在這種時候，我們就更需要專業的意見與解說了。」陳璽尹強調，為了扭轉被動的局勢，SMC決定主動出擊。在議題發生時盡快找到專家，並舉辦記者會、發布新聞稿，主動透過記者會給予記者需要的正確資訊。像變種病毒Omicron出現的時候，SMC就找到林口長庚紀念醫院新興病毒感染研究中心主任施信如，舉辦兩場記者會來解說她根據科學證據，而對Omicron的理解。

雖然新變種病毒的傳播力更加驚人，但經由專家以病毒演化的邏輯來解釋，說明病毒變種是為了存活，不希望宿主快速、大量地死亡，因此病毒會慢慢演化成高傳染力、低致死率的種類，是較為合理的推論。目前主流的高傳染力Omicron病毒株，其實也就只是新冠肺炎病毒諸多變種的其中之一而已，不應該妖魔化、誇大稱Omicron為「魔王變種」。

陳璽尹也發現，媒體在記者會後能以較為中性的角度報導Omicron，並且在新聞中澄清「不該稱Omicron為大魔王」。她認為，其實媒體不是故意要唯恐天下不亂，因為記者自己也擔心會理解錯誤。只要有人能給予媒體正確的知識，他們就可以產出有品質、正確的新聞內容。

而SMC網站上另一種篇幅較長的文章形式：科學文章，其實是意外的產物。陳璽尹提到，一開始SMC在尋求約莫300多字的回應或評論時，有時候會找到一些相當熱心的科學家，他們很用心地整理了事件前提、脈絡、結論等，撰寫出2、3000字左右的完整文章，這也就成了網站的另一類參考資源，後來更成為能完整敘述脈絡的一種形式。

產製科學新聞的難題：實話不好實說？

經過幾次SMC的記者會後，專家發現他們能主動，且在被好好理解的情況下提供科學知識，於是原本對於媒體充滿不信任感的他們，也開始更常出面、協助釐清問題重點。然而，有些領域的學者，依然不太願意現身說法。

根據陳璽尹的觀察，這些領域學者可能因為與產業、政府機關有比較密切的合作，即使知道詳情卻礙於現實難以言明。另外一種，則是屬於學術界陳年的結構問題，由於該領域存在著年資、權威等不對稱關係，即使是箇中好手也容易受限於資歷而不方便發言，只能推薦由更資深的教授來解答。

不過在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這類新興學科就比較沒有這種問題，因為彼此都是近期投入研究，對於任何研究結果與期待都能暢所欲言。「至於某些基礎科學的專家，因為臺灣很少人在研究，合適人選真的難找。」陳璽尹無奈地說。

良好的新聞環境，有賴閱聽眾支持

20年前英國SMC剛成立的時候，有皇家科學院的頂尖科學家、大報總編與各領域專家的大力支持，然而其他國家的SMC就不一定有這麼好的發展條件。美國因為本身有諸多強健的報社體系，記者不需要用到SMC提供的科學新聞服務，因此美國SMC逐漸轉型；日本SMC則是因為專家不願發言，而在三年計畫結束後組織即解散。

自2017年成立以來，臺灣SMC的四年計畫已經結束，目前是依賴科技部一年計畫支持。陳璽尹指出，臺灣SMC經過幾年的累積，終於讓專家學者願意出來提供正確的科學知識，若是因為經費來源問題，導致改變媒體科學新聞品質的行動功虧一簣，是非常令人遺憾的事。

因此當務之急，就是需要找到資金來源。「我們期待以募款的方式，用多元資金來支持SMC的獨立性，若是僅仰賴獨資或是少數資金來源，單位就很難維持中立的角色。」陳璽尹強調。臺灣SMC搭起科學家與媒體的橋樑，致力於矯正科學傳播中的偽科學，彰顯求準不求快的新聞價值。但想改變臺灣媒體無法憑一單位之力，也需要廣大閱聽眾改變閱聽習慣，以及對SMC理念的實際支持，才有可能讓理想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