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專區

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周成功於《科技報導》第480期「科報40周年」撰文指出：「自我反省及批判的精神，似乎已經從臺灣學術圈內完全消失」。筆者從事生物醫學教研50年，參與學術行政亦35載，深感常與學生及同仁分享的「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區區八字，正是臺灣目前學術界縮影。人各有志，筆者無意對此現象置評。茲於退休之際，依個人「視有所見，聽有所聞」的心得，回應周教授並就教於學術界朋友。

每隔幾年，國內外學術界會針對一宗違反「學術倫理」事件掀起熱烈討論，浪潮過後，又一切歸於平靜，船過水無痕。其實，學術倫理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常存性課題。大家一般的理解，都著重於抄襲、造假、竄改、一稿多投等明顯違規，而教育部或科技部的應對方法，亦只侷限於舉辦相關課程而已。事實上，學術倫理所牽涉的層面非常廣泛，茲就筆者扮演學術倫理委員會主席、行政主管、期刊主編、計畫審查委員等角色的經驗，針對生物醫學研究提出個人想法。

違反學術倫理後果嚴重，為何還有人觸犯？

觸犯學術倫理，按其嚴重性，可導致已出刊的學術論文被撤銷、經費資助單位停權、受僱單位處分、甚至被法院判刑。對當事人而言，其結果為個人生涯阻斷、名譽喪失。對社會大眾而言，則可能侵蝕大家對學術研究的信心。既然後果如此嚴重，為何還是有人以身試法呢？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在2005年12月20日的一篇社論標題已指出：「科學越發展、詐欺越增多，是一個全球的趨勢。」（Global trend：more science, more fraud）。自由作家沙特爾沃思（Marty Shettleworth）2008年於網站Explorable.com的一段話，更具體的一語道出癥結：「我們願意認為科學是美德的堡壘，不會受到科學詐欺的影響。不幸的是，人性主宰了科學，學者也是人，因此亦容易受到貪婪、偏見、錯誤，及欺騙的枷縛」。此等人性弱點按不同的身份或角色，又有不同的呈現方式。

研究生與年輕學者常遭遇的陷阱

研究生以及年輕學者，很容易掉進幾個陷阱，而不得不鋌而走險，觸犯學術倫理。

其一為過度承諾。研究生在攻讀學位時要修課、準備專題討論、繳交報告、撰寫學位論文，還要交朋友，時間使用上已經非常緊湊，假若為了表現，對老師的任何交辦事項都承接下來，往往便力不從心。同理，年輕教授或醫師，除了教學或看診外，尚有研究及服務，每一項目都需要時間。因此，假若超乎負荷，過度承諾主管交辦事項，例如多開課、多看診、多參加委員會，都會削減在研究相關事務的時間。而趕不上進度時，走岔路的念頭便會冒起。

其二為過量研究資源。享有用不完的研究資源是每一個研究生或年輕學者夢寐以求的理想。但是目前臺灣有一個不正常的現象，是個別領導階層的資深學者以其影響力爭取到龐大研究經費，再分攤至其門下年輕教授／醫師及研究生使用，美其名為照顧後輩。問題是當後輩無法消化此等高額經費，並提交與此相符的高品質成果時，造假、抄襲等行為便是解決之道。

其三為「富二代」。筆者觀察，臺灣學術界也有不少「富二代」，通常都是附屬於資源豐富之研究單位的資深博士後研究員。在「大老闆」庇護下，他們不需要執行一般大學內年輕學者的教學研究和服務工作，一旦保護傘消失，為了生存亦只有踏上不歸路。其四為不良研究傳統的薰陶。指導教授的研究態度，在在影響其門下研究生或年輕學者。假若一個研究團隊的「傳統」包括散漫研究記錄、不良實驗操守、成果參差不齊或內部不和，以及老師忽略及時督導或甚至本身樂於造假或竄改結果，其下一代「遺傳」到此習慣的機會相對偏高。

其五為誇大個人成就。根據筆者經驗，研究生或年輕學者若是口中經常掛著：「我在哈佛的實驗室」（其實只是哈佛過客）；「我念博士學位時的獨立研究」（其實後盾是老闆的理念構思、經費、人脈）；「我的團隊」（其實是老闆的團隊）等，觸犯學術倫理機會比一般人高。

影響後輩甚鉅的資深學者心態

資深學者面對研究的心態，諸如所關心的是門生或是自己的生涯、扮演的角色是老闆或是導師，追求的是個人榮耀或是導生的成就，都會對其門下學生及年輕學者影響甚鉅。以下是幾個可能會造成問題的心態。

其一、心存定見、唯我獨尊。

學術地位崇高的學者，通常在其研究領域中都已經建立獨特的理論及學說。因此做為他們的後輩，假若研究與此等立論不吻合時，開明的學者會欣然接受新的挑戰，但是面對堅持己見的學者，年輕人不難會考慮修改結果，以免被視為異類。同理，為了讓老闆保持世界或亞洲領先紀錄，年輕醫師於招募受試者參加臨床試驗時，也很容易只納入一定成功的個案。

其二、放牛吃草、好高騖遠。

鼓勵年輕人獨立作業、尋找新的研究方向，或是學習新的研究技術，立意甚佳。但是假若賦予他們太多自主空間，或是放任他們踏進完全陌生的科學領域，卻不用心適時督導與討論，於不嚴謹評估數據情形下發表「領先世界的嶄新成果」，後果可能不堪設想。

其三、三千寵愛於一身。

與放牛吃草相反，對門生過度保護，無論整理數據、製作圖表、撰寫論文、回覆審查意見及修改論文，均由指導教授一手包辦。在這種環境訓練出來的年輕學者，可能有漂亮的發表紀錄，但是到獨當一面時，為了掩飾自己的無能，也只能走上造假、抄襲一途。

其四、缺乏責任歸屬承擔。

放眼中外，每當違反學術倫理事件出現時，相關的「大老闆」最常見的反應都是「此事與我何關」，「痛心所託非人」。針對這種反應，《自然》（Nature）2007年11月1日社論以〈是誰的責任？〉（Who is accountable?）為題指出，「假若在研究詐欺案件發生時，相關負責人名譽能夠被大幅度毀損的話，相信研究者會對自己團隊發表的成果加倍小心」。換句話說，資深教授應負最大責任。筆者對此說法深表認同，原因是研究生或年輕學者都是導生，因此「大老闆」有責任督導他們如何評估原始數據的正確性與真實性，並且親自參與詮釋數據的實驗意義。一個發表造假、竄改或抄襲論文的團隊，代表主事者的不勝任。

各機構主管的心態

在競爭激烈的學術界，為了機構的聲譽，一般的主管都以研究成果為公關工具，因此會沉迷於發表論文的數目、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H指數（H-index）、獎項與學術榮耀等。於此前提下，針對違反學術倫理事件所採取的態度往往是保護機構和保護「天皇巨星」，懲罰吹哨者，甚至干涉研究倫理委員會作業。

同理，在保持國際競爭力大前提下，相關經費資助單位／政府主管單位也往往盡力保護代表性大學、研究單位或醫院，保護「天皇巨星」和懲罰吹哨者。

審查委員會的建議或要求

從事生物醫學研究，學者在獲取到經費資助前，通常都要通過幾個審查委員會的關卡。在此過程中，假若為了滿足人體試驗委員會、實驗動物委員會，或研究計畫審查委員會評審委員，而提出不合理或不可行的建議或要求，申請人可能會掉進違反倫理的陷阱。

影響因子越高，撤稿比例越高？

臺灣學術界有個風氣，是以論文發表之期刊的影響因子高低來衡量其學術輕重。孰是孰非，筆者不予置評。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11年范恩（Ferric Fang）與卡薩德瓦爾（Arturo Casadevall） 即創造了撤稿指數（retraction index），發現此指數與影響因子呈現正線性關係，在臺灣最受推崇的學術期刊均榜上有名。

結語

生物醫學研究，跟任何一門研究一樣，並沒有捷徑，獲得優良的研究成果，必須經過努力與犧牲。不論是對年輕或資深學者來說，違反研究倫理對學術生涯都是一個致命傷。筆者半個世紀的教學、研究、行政經驗，得到的心得是身份地位、學問、修養三者並不相通，唯有同時具有學問與修養，學者方可由學養昇華至氣度與風骨，到此境界，研究倫理便是治學之本，何來違規之理。

參考文獻
Ferric C. Fang and Arturo Casadevall, Retracted science and the retraction index, Infection and immunity, Volume 79, Issue 10, Pages 3855-3859,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