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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2022）年1月4日對許多矽谷的生技新創公司與生技人來說是個五味雜陳的日子。之前紅極一時的臨床檢測新創公司Theranos創始人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被加州陪審團宣告有罪。罪名包括1項共謀（conspiracy）詐騙投資者與3項電訊詐騙罪（wire fraud）。霍姆斯可能面臨最多20年徒刑以及25萬美元的罰款，法官將在9月宣判處分。

Theranos由霍姆斯於2003年創辦，宣稱發展出的檢測儀器只需要一滴血液，就可以精準得到臨床檢驗結果，包括感染疾病與癌症標記等，不但速度比一般檢測要快、檢測性能也較佳。由於霍姆斯大力宣傳公司的營收潛力，加上她的個人魅力──史丹佛大學中輟，總是穿著黑色高領──讓人不禁聯想到蘋果創辦人賈伯斯（Steve Jobs），Theranos迅速累積投資基金。霍姆斯也在2015年被富比士雜誌列為最年輕的白手起家億萬富翁，並被《時代》（Time）雜誌列入年度250位風雲人物。

然而Theranos的風光並沒有持續太久，在崛起的同時，對該公司與技術的懷疑聲音也逐漸出現。Theranos的技術不僅缺乏學術研究支持，自2015年底《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陸續刊出一系列報導更指出Theranos技術與內部管理的弊病。於2016年Theranos開始收到管理當局警告信，接著其他的大型公司也紛紛與之結束合作關係。最後，霍姆斯與公司共同創辦人巴爾瓦尼（Ramesh Balwani）並於2018年3月被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起訴。

臨床血液檢測產業的特性與未來

Theranos的竄起與殞落，對臨床血液檢測產業有什麼樣的影響呢？其實早在Theranos之前，市面上就已經有許多「即時檢測」（point of care）儀器。與傳統臨床檢驗儀器相比，這些儀器的優點為體積小，可以放在桌上；速度快，從採樣到結果花費1∼2小時；需要樣本量少，用毛細管採樣即可，而非傳統數毫升的血液採集管。然而體積小的代價則是，由於儀器光學設計上的限制，即時檢測的效果，例如檢測極限（limit of detection）、特異性（specificity）等，通常遜於傳統臨床檢驗儀器。這也是為什麼Theranos曾經紅極一時的原因，因為對即時檢測儀器來說，若是真的能夠超越以往的科技與效果限制，絕對是突破性的發展。

Theranos的結果再度證實，即時檢測要達到夢想中能完全取代傳統臨床檢測的性能，還有一段距離。然而由於血液檢驗長期的發展，市場已經有相當成熟度，雖然無法完全取代傳統臨床檢測，但即時檢測已經被廣泛使用於診所、藥局、小型醫院或是缺乏大型醫院的偏遠地區。即時檢測儀器開發廠商也不斷的改進系統，並且加入更多的檢測項目。不過，相對於即時檢測，傳統臨床檢測仍有著高通量的優勢，因此依然被廣泛使用於病人樣本集中的檢測站，例如醫院檢測實驗室、或是商業化檢測公司。

除了即時檢測以及傳統臨床檢測之外，另一個持續改進的技術則是液相層析法－質譜聯用檢測（liquid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LC-MS）。相較於即時與傳統檢測常使用的抗體偵測法，液相層析法－質譜聯用則是使用化學與物理方式將檢測物質分離並偵測，應用相當廣泛，其檢測誤差也較抗體檢測法來得小。然而儀器體積龐大、操作困難、儀器價格昂貴，使得其臨床檢驗應用相對困難。近年來廠商逐漸開發出體積較小、操作簡單，並且通過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認證的臨床液相層析法－質譜聯用儀器，也大大擴展了將傳統檢測轉為液相層析法－質譜聯用的可能性。

整體來說，全球血液檢驗市場的市值於今年約27億美金，其中大部分為核酸檢測以及抗體檢測，即時檢測只佔了大約十分之一，Theranos更僅僅只是全球眾多即時檢測公司其中之一而已。

良莠不齊的檢驗開發，加緊管理勢在必行

臨床血液檢驗歷史悠久、技術成熟，Theranos事件對市場本身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影響。然而長久以來對實驗室開發檢測方法（laboratory developed tests）的爭議倒是隨著Theranos案情升溫而被再度浮上檯面。

長期以來，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本著促進檢驗方法創新與開發的本意，並不對實驗室開發檢驗方法進行太過嚴格的控管。而然另一方面，許多臨床檢驗工作者卻對實驗室開發檢測方法的鬆散管理感到憂心忡忡。包括Theranos，越來越多公司將實驗室開發檢測方法視為避過食品藥物管理局嚴格審核、將產品快速上市的捷徑。缺乏足夠研究與數據，造成市面上充斥良莠不齊的臨床檢驗產品，有些不但無法提供正確檢驗結果，有時更對疾病診斷、病人身心靈造成極大影響。有鑑於此，美國國會打算推出「美國實驗室法案2021驗證創新檢驗」（Verified Innovative Testing in American Laboratories Act of 2021, VITAL），將實驗室開發檢測方法從美國聯邦醫療保險及醫療補助計畫中心（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CMS）轄下轉移由美國食品藥物局管理。

（123RF）

雖然包括大多臨床檢驗工作者、大型製藥與臨床檢測公司都對VITAL法案表示支持。也有反對者指出，有鑑於臨床研究通常耗時數年，花費上百甚至上千萬美元，要求所有實驗室開發檢測提供臨床數據，將大大延後產品上市時間並提高醫療成本。後來爆發了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食品藥物管理局所屬的美國衛生與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雖然於去（2021）年決定實驗室開發不須提交食品藥物管理局審理，以便加速COVID-19檢測開發，卻在短短一年後又取消了此規定。長遠來看，由於實驗室開發檢驗不但數量與種類增多、檢驗方法也趨複雜，政府加緊管理是勢在必行。

Theranos案對矽谷新創文化的刺激與反思

關於Theranos案的另一個討論，則是圍繞在矽谷的新創公司文化。美國加州矽谷長久以來做為科技創新的先鋒，在技術開發、基金投資、智財保護、新創育成上，都處處佔有全球優勢。這樣的環境，固然造就了許多國際知名科技公司，另一方面卻出現某些新創公司為了追逐成功而不擇手段。

Theranos案反應出的企業文化問題可以分兩點來看：第一，新創投資除了技術可行性，更多是注重領導者與投資者的個人魅力與背景關係。Theranos案受到媒體關注的原因之一為創辦人霍姆斯的個人魅力，以及公司投資人中不乏知名公眾人物，例如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前美國國防部長馬提斯（James Mattis）等。這些投資人雖然對公司提供背書作用，大大提高創辦人與公司本身的可信度，然而這些投資人都不是生物技術專家，事後也證明他們對Theranos的技術與創辦人詐騙行為一無所知。

第二，矽谷鼓勵挑戰風險的文化。矽谷創新的口號包括「首先打破一切原則」 （first, break all the rules）或是「假裝直到變成真的」（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這樣的思維鼓勵創新者忽略既有的程序、在假設上進行創新，此文化固然幫助激盪出許多新穎的商業機會，卻也同時暗示真正的贏家不需要循規蹈矩。然而，現實與夢想總有區隔，新創公司再如何想忽略現有體制，還是得在不觸法的前提之下。

Theranos案對矽谷瘋狂追尋價值上十億美元新創「獨角獸」（unicorn）的投資人來說，算是一記警鐘。雖然投資人對臨床檢驗的熱誠未減，但是已經比以往更加小心。畢竟新創公司，特別是臨床檢驗公司若心存僥倖，無法證實技術可靠度卻想走審核捷徑，最終將因侵害病人與投資人權益，而面臨管理當局以及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