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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012015諾貝爾經濟學獎 解開貧窮的枷鎖─迪頓 552 期

Author 作者 莊奕琦/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政治大學經濟系特聘教授。曾任政大經濟系主任,社科院院長及臺灣研究中心主任。
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美國普林斯頓大學XX授迪頓(Angus S. Deaton),表彰他在個體、總體與經濟發展綜合性的貢獻。迪頓教授由個體的消費行為分析、跨期消費決策的個體與總體的分析、乃至貧窮的衡量、升福利的經濟發展等,做了全面而系統性的研究,探討影響長期經濟發展的核心關鍵。誠如1995年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的盧卡斯(Robert E. Lucas Jr.)教授所言,一想到經濟發展,所有經濟學家很難再去思考其他的問題。

如何走上經濟學之路

迪頓生於1945年10月19日英國愛丁堡市。父親為土木技師,母親為木匠之女,由於他的父親非常重視教育,毅然將13歲的他送去當地學費高昂的名校費茨書院(Fettes College)就讀,也因此迪頓年少即會彈鋼琴、大鍵琴和雙簧管,對數學也頗有天分。他隨後進入劍橋大學,當時數學 的傳統學究式教學並未能引起他的興趣,而風靡一時的橄欖球又過於粗暴且難以駕馭,以致他的大學生活可謂漫無目標。直到校方見其學習不彰而要求離校時,為了不讓他父親失望,他便想學些拿手的數學相關學門,此時經濟學躍入眼簾,從此一頭栽進經濟學的世界,展開他多采多姿的經濟學家生涯。

大學畢業後,他曾短暫在英格蘭銀行工作,之後迪頓又回到劍橋,並和他的第一任妻子伯恩賽德(Mary Ann Burnside)結婚。在劍橋時期,首先跟史東(Richard Stone)研究消費行為,他不滿意當時的線性支出系統理論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中,固定結構形式的假設與實證解釋的限制。他認為一個好理論應可合理解釋不同的實際現象,因此不斷思考建構更理想的消費理論。

1974年,他因優異的研究成果而獲得劍橋大學博士學位。1975年,伯恩賽德因乳癌過世,他帶著兩個未滿五歲的小孩,接受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的邀請擔任計量經濟學系主任,期間發表有關最適租稅、偏好結構、價格與數量指數等文章。在實證研究方法上,則發展如何結合橫斷面(cross-sectional)與時間序列(time-series)資料來建構擬追蹤資料(pseudo panel data),不僅可有效降低樣本估計的偏誤以提高估計的準確性,更重要的是,還能估計個人的跨期決策行為。1980年,他與米爾鮑爾 (John Muellbauer)在著名的《美國經濟評論》共同發表具彈性需求結構的近似理想的需求系統理論(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論文,並於同年共同出版《經濟學與消費行為(Economics and Consumer Behavior)》專書。

消費與貧窮

消費決策通常會受到本身物價、一般物價與所得的影響。代表性個人跨期模型的消費決策在平滑消費(consumption smoothing)的偏好下,分別發展出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的生命週期假說(life-cycle income theory)與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恆常性所得假說(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兩套理論。此兩理論認為,暫時的所得增加經消費平滑後對當期消費的影響甚少;但迪頓的個體資料實證後則發現影響極微,甚至沒有。經濟現象是一種累積過程,任何短期衝擊(機運或景氣),都會隨時間累積強度;故任何初期的橫斷面差異,長期累積後就會呈現愈形不均的差異趨勢。迪頓更重要的發現是,若按照恆常所得理論來看,暫時性所得的波動性將遠大於恆常所得與消費的波動性,從而推翻代表性的個人總體模型,而強調個體決策的異質性。這種個體行為與總體行為的資料結果相互背道而馳的現象,被稱為迪頓的弔詭(Deaton’s Paradox)。

消費與儲蓄行為是所得的重要決策,而所得又決定生活的水平與福利,尤其與消除貧窮 (poverty reduction)有關。長期以來,我們對經濟發展如何造成貧富不均的成因了解有限,以致無法提出有效的脫貧政策。迪頓的個體消費行為分析,為貧窮做了更好更明確的定義,同時也更重視取得家計單位調查(household survey)的研究資料。如何衡量貧窮?迪頓認為消費比所得重要,因此需要收集資料以直接衡量窮人的消費生活水平,尤其在健康、醫療、教育等方面,而非假設窮人所得和人均所得一樣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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