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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學術研究經費上的投入比例相當高，與以色列、南韓及瑞典等人口規模相似的國家並駕齊驅，每年常態性的投入國內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3％在研究與發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相較之下，其他參與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國家，平均每年只投入不到2.7％的經費在研究與發展。但光是看經費的投入，並不保證國家的研究發展就能夠成功。

近年來日本大學在國際間的排名正在逐年下降，使日本政府開始擔心，即使是頂尖大學也仍然無法與西方國家大學比拼，產出相對應的研究發展。針對這個狀況，日本政府自2021年起施行「大學邁向國際卓越研究」計畫（universities for international research excellence），投入高達10兆日元（相當於750億美元）的國家基金在研究上。這項投資將注入政府選出的機構，預期每年產出3000億日元的回饋。

日本為拯救大學排名推出「菁英大學策略」，每年下重本投入高達750億美元的資金，提供給少數幾所頂尖大學，這樣的做法真的好嗎？許多其他國家的經驗指出，類似做法很可能弊多於利。

經費集中於菁英大學，將面臨哪些問題？

如日本「菁英大學策略」將大學分出等級、集中經費的做法並非前所未見。美國的長春藤聯盟大學（US Ivy League）、澳洲的八校聯盟（Group of Eight）及英國的羅素大學集團（Russell Group）都是由菁英大學組成的。不過，這些菁英大學目前也正面臨許多問題，如強烈的排他性造成缺乏多元、不平等的問題及包容性的問題等。

另外一個值得思考的部分是經費的來源過於單一。以目前世界上收受最多捐款的哈佛大學為例，在去（2022）年的結算中，哈佛共收到509億美元的捐款，分別來自1萬4000多個單位，來源相當多元，與日本大學的經費來源數量相比可說是天壤之別。經費來源單一，不但可能造成研究方向泛政治化，失去自主性與彈性，也可能因為經費支持過於穩定，而使研究者缺乏野心。

不久前，報名參與日本頂尖大學選拔的截止日期才剛過，今（2023）年秋天日本文部科學省（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即將組成專家評審委員會評議選出可獲得這筆經費的大學。很明顯地，這些專家都是由政府指派的，而不是由真正從事研究的學者們來推派，由這些評委組成來評判大學的優劣，實有可議之處。

不過在英國，集中研究經費的做法早已行之有年。英國總共有約150多所大學，羅素大學集團則由24所研究型大學所組成，它們加總起來所得到的公共研究基金（quality-related funding, QR）約占基金總金額20億英磅（約等於24億美金）的2/3，其餘130所大學只能共享剩下的1/3經費。看起來確實不是很均衡，但是這種做法在英國來說，不但能夠刺激產出，還能提升研究機構的表現。

德國與英國改革的前車之鑑

研究經費集中在少數菁英大學中，的確是幫助提升大學排名的手段之一，因為衡量大學排名的因子當中有幾項，的確與機構所獲的研究經費多寡、員工人數及發表數量有關。但對於日本這種培植菁英大學的作德國與英國改革的前車之鑑研究經費集中在少數菁英大學中，的確是幫助提升大學排名的手段之一，因為衡量大學排名的因子當中有幾項，的確與機構所獲的研究經費多寡、員工人數及發表數量有關。但對於日本這種培植菁英大學的作法，學者們的看法不太一致，有些研究者及政策分析家認為，日本走上這條許多先進國家都選擇過的路是很好的。另一些學者認為，既然都要重新規畫經費了，為何不讓更需要經費的大學得到幫助，這樣才能刺激先前沒有開發過的方向，真正由下而上發展出適時適地的經濟成長。

一個國家如此徹底的將經費分配打掉重練的情況並不常見，德國是一個少數的前車之鑒。2005年，德國展開了一次啟動卓越計畫（Excellence Initiative），針對國內最大的幾所大學，提高經費的挹注。法國也曾經想採取相似的做法，不過遭到研究者們亟力的反對而做罷。不出所料，當年德國的啟動卓越計畫，的確擴大了研究機構之間的經費鴻溝。在十多年後的今天，德國政策方向也已經改變了，更多的經費也流向小型大學及跨領域研究。

英國目前也正面臨改革的聲浪，將實行下一代的卓越研究方案（research excellence framwork），以更重視研究文化及研究環境品質的評分系統來評估研究成果，並以此為分配研究經費的依據。

因此，日本挑選出來的大學勢必要增加它的研究能量與產值、發展新領域，目標放在全球重視的議題，並獲得國際關注。目前日本的頂尖大學正逐漸失去國際能見度，近年來也在世界大學排名中漸漸下滑。在2013年日本共有五所大學名列在200大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中；然而十年後的今天，日本只剩兩所大學排名還在200名內。觀察目前的策略，日本正朝向重點培植少數幾所大學，並極力推動研究產出及排名的方向前進。

但另一方面，全世界的學術界正在堆積如山的問題之中掙扎，愈來愈多的例子指出學術工作者已經承受過高的壓力，對於工作的滿意度偏低、職業倦怠感提高、員工流動性攀升，這些種種都是國家政策制定者們在擬訂集中經費的策略時，需要權衡考慮利害得失的部分。

(123RF)

臺灣高等教育的經費分配檢視

從日本的發展反觀臺灣，其實也進行過類似的菁英大學培養政策。教育部在2005∼2017年間，施行「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以及「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挑選國內十多所優秀大學為重點補助對象。在為期長達數年的計畫中，每期總經費都在90億以上，即所謂五年500億的投入，每所大學至少獲得兩億的補助，其中僅有兩所私立大學取得補助，而臺灣大學每期獲得的經費占比都在總額的30％以上。

泰晤士高等教育－QS世界大學排名自2004年開始運作，於2009年分家成為泰晤士及QS兩個獨立的排名機構，分別以不同的評鑑標準來計算大學教學及研究品質。以泰晤士高等教育排名來說，一向接受補助最多的臺灣大學，在教育部這12年的補助期間，曾一度闖入世界百大，在2009年名列第95名，在當時造成一陣轟動，還喊出邁向世界50大的口號。不過此後表現一路下滑，到補助結束的2017年，已經快要掉出前200名，來到195名（圖一）。

台大歷年世界排名

臺灣在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在開放國際市場的潮流衝擊下，高等教育經歷了強烈的市場化壓力，技職學校為增加競爭力紛紛改制為大學，2001∼2011年間新增的59所大學多為私校。1999年通過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今設置條例》為公立學校自籌財源的法源依據，由此種種可以看出，政府在高等教育的投資力道逐漸限縮。然而在教育部偏重公立以及研究型大學補助的狀況下，學校之間的差距愈來愈大，在少子化的影響下，更有許多大專院校的經營出現危機。

2018年起，教育部推出五年為期的高教深耕計畫，總預算805億，以全面性提升大學品質及促進高教多元發展，維護學生平等受教權為目標，146所公私立大專院校皆獲多寡不一的補助，可謂雨露均霑。這一部分的經費並不需要每年提出計畫與他校競爭，而是逐年檢核表現，再評估來年補助金額，提供校方較為穩定的經濟支持。同時還有一部分是以發展國際競爭能力的學校及研究中心為目的，選出四所大學參與全校型計畫，其餘以計畫核定狀況補助經費，即為競爭型經費來源。在朝向多元發展的目標之下，臺灣的大專院校需要找到專屬的特色、深化經營。教育部同時也鼓勵大學社會責任的發展，幫助強化高等教育與地方的連結。學術資本主義傾向已經是臺灣高等教育的走勢，唯有打造品牌獨特性，才能有立錐之地。

根據國科會在2021年公布的國家研發預算總額8200億，在GDP的占比有3.77％，以比例來說，並不會輸給日本，但是經費規模來說當然有所不同。去年，臺灣的大學錄取率已經高達98.94％，全臺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的25∼64歲人口已經來到55％超過半數。在幾乎人人都有機會念大學的狀況下，高等教育的品質更顯關鍵。縮小學用差距、真正落實所學、提升人才實力，或許比就讀的大學在世界上的排名更加重要。

延伸閱讀

Editorial (2023 March 8). ‘Elite university’ strategies might boost profile and rankings — but at what cost? Nature.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3-0063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