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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時代的仇恨言論

二○○五年九月，丹麥報紙《政治報》（Politiken）刊出一篇報導：童書作家哥勒．布律根（Kåre Bluitgen）有一本先知穆罕默德傳記的書稿找不到出版商願意出版，報導中詳述他所遭遇的困難。布律根的書並不是蓄意冒犯，他已經寫作一系列書籍，以搭配插圖的方式和兒童談世俗話題，這本書也是其一。由於伊斯蘭教禁止描繪先知，布律根遇到這本書找不到插畫家的窘境。中間－右派報紙《日爾蘭郵報》（JyllandsPosten）決定利用這個事件獲利。該報的文化版編輯寫信給丹麥插畫家工會的會員，請他們描繪這位先知並投稿，當作實驗的一部分。工會的四十二名會員中有九名投稿了素描，報社也有三名員工參與，這些漫畫中有兩幅並非直接描繪先知。它們全都被發表了。

此舉讓全球炸鍋了：來自不同穆斯林國家的大使要求晉見丹麥總理，後者拒絕會面但力勸他們到法院表達不滿。抵制丹麥產品的行動橫掃中東地區，沙烏地阿拉伯召回大使，同時還有示威抗議者走上開羅、班加西（Benghazi）、拉格斯（Lagos）、貝魯特，以及其他好幾個城市的街頭。有穆斯林記者因為在約旦、阿爾及利亞及葉門刊行這些漫畫而被逮捕，而在歐洲及其他地方再次發表的人，則面臨了死亡威脅。

這些漫畫的出版以及後來所引發的惡劣結果，發生在穆斯林與西方國家關係特別緊張的時期。那是九一一事件之後不過四年，以及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後才兩年，許多人認為《日爾蘭郵報》決定發表這些漫畫，是不必要的挑釁，但是其他人卻將之視為「挑戰日益瀰漫的恐懼風氣和自我審查。誠如當時《華盛頓郵報》的貼切評論：「一方是對表達自由的捍衛，另一方是對神聖人物十惡不赦的褻瀆。」

《日爾蘭郵報》終於發出一份平淡的啟事，為冒犯穆斯林一事道歉。同時，它也主張依丹麥法律有權出版那些繪畫。最後，於二○○六年，丹麥總理在電視談話及新聞稿中聲明，他絕不會以冒犯方式描繪先知，但亦堅稱政府不會因國內一家報紙而道歉。接著，他毫不含糊地指出，言論自由是不容侵犯的，然而，「我們都有責任管理言論自由，不可煽動仇恨或分裂丹麥社群」。

至少有《亞洲時報》（Asia Times）的記者伊山．阿拉里 （Ehsan Ahrari）指出歐洲國家的雙標：捍衛自己的表達自由，可以出版冒犯穆斯林的漫畫；在其他情況（例如大屠殺否定論）則執行審查。「在穆斯林眼中，西方人似乎很頑固，不肯在表達自由上妥協；他們在這裡看到了虛偽，因為換個地方，這種自由並沒有那麼絕對，」他在供稿聯合組織的專欄寫道。阿拉里繼續指出西方帝國主義對穆斯林國家的衝擊，以及如何輾碎了人民對真正民主自由的希望：「威權獨裁、群帶關係和貪污腐敗已經根深蒂固，人民無法務實地渴望自由、繁榮，或是看見技術進步的遠景。」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U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於一九九三年產生的職位「當代種族主義、種族歧視、仇外心理及相關不包容形式」特別報告員（Special Rapporteur），對此次漫畫爭端的判斷，認為它是源自伊斯蘭教和恐怖主義越來越合為一體；適應多元文化主義時的「全球身分危機」；以及著眼於打擊種族主義和歧視時，國際人權的工具不夠充分。實際上，這些漫畫是種「強勢對弱勢」的形式。

關於這些漫畫是否構成仇恨言論，各方的爭辯恰好完美示範了清楚定義仇恨言論的困難。以這個事件來說，如同大部分事件，想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看 事件的脈絡：若是在一九七○年代或者只是提早五 年發表這些漫畫，可能不會引起這麼激烈的反應。 會有人憤怒，或許甚至會有示威遊行或死亡威脅，但是整體而言大家都是頭腦冷靜的。仇恨言論的複雜之處，在於它的影響範圍完全要看它所針對的個人或團體的社會地位，以及發表言論的人或團體是誰。

但是，在一九七○年代不會發生衝突，衝突發生的時間，是全世界有許多人開始在線上找到自己的發言權。社群媒體出現以前，世界是截然不同的。當時只有特定的聲音能夠脫穎而出，於是對於何謂全球包容產生扭曲的感知。然而，到如今人人都能平等使用相同的平台，見仁見智如此簡單的事實變得無比清晰——而且，當然不是每個人都和美國人有共同的價值觀。

話雖如此，直到二○○六年，美國人的觀點仍然是網路聲量最大、最重要的。企業裡的政策制定者想當然耳會給予他們更多信任——似乎忽略了究竟是誰在發言。蜜雪兒．馬爾金（Michelle Malkin）是一名右翼的臥底挑釁者，以接下來發生的事來看， 她是個討厭的人這一點變得有點古怪。她是支持 《日爾蘭郵報》的人裡面聲音最大的。為了回應這個事件，她創作了一則音樂蒙太奇，展示穆斯林恐怖攻擊的受害者，接著上傳到YouTube。然後，她就發現自己被YouTube封鎖了。

馬爾金稱得上是被主要平台用仇恨言論政策封鎖的 第一批名人，也是第一批站出來的非專家評論者， 反思平台內容審核的前後不一。二○一七年，她評論自己的情況時寫道：在《日爾蘭郵報》事件十一年後，「Google-YouTube那些選擇性的審查人，依舊沒有能力分辨恐怖主義仇恨言論和政治言論自由」。

就這一點來看，她說得沒錯。但是，就像大部分意識型態導向的評論者，馬爾金相信政治光譜偏右的人正受到獨特的迫害，可是左派的人——以及宣傳伊斯蘭主義言論的卻平安無事。事實上，馬爾金對大型平台的評論千真萬確：大部分線上平台傾注金錢和資源應付伊斯蘭極端主義言論，對其他形式的仇恨言論卻採取零散、不一致的方法。當這一類言論的作惡者是世界級領袖，這個方法更加不堪聞問。

對我而言有個事件特別突出：二○一五年，唐納．川普尚未選上總統，他利用社群媒體要求「完全、徹底關閉」穆斯林進入美國的邊界，據說在Twitter和Facebook 內部引起軒然大波。美國主流媒體描述Facebook內部的辯論是高階主管對上穆斯林員工，後者「很生氣，因為平台破例」允許川普的仇恨言論。根據報導，那一則貼文「引發Facebook的社群營運小組進行審核，動員了全球多處辦事處數百名員工」。另有報導則描述這次事件是有一名穆斯林員工想要「審查」川普。

這次事件最讓我注意的地方，是馬克．祖克柏和他的夥伴只有在內部阻力到達關鍵多數了，才會關心起來。而且，當事件的起因是美國人時，才有這種待遇。據我所知，過去幾年來Facebook的員工曾有多次企圖對處理方式提出疑慮，例如誤刪巴勒斯坦的內容，或是忽視越來越嚴重的騷擾問題⋯⋯全都遭到否決。

該事件還有另一個重點，這個發現要感謝Facebook的前員工。二○一五年時他屬於都柏林辦事處的營運團隊，要求「關閉」川普帳號的呼聲傳出來時，他被找來參與隨後的審核。他直白地拆穿外面的報導，「並沒有Facebook內部團體」組織起來反對，而且討論主要是發生在阿拉伯語內容的社群營運團隊——它的工作有一部分即是參與這類主題。

他告訴我，Facebook對其他地方的政治內容進行系統地審查，卻看在美國政治的份上而允許例外。這個團隊想做的，就是解釋這麼做對全球會造成怎樣的衝擊。我的消息來源說，這個團隊裡有一些穆斯林，但說話最大聲的，是來自其他宗教團體，或者根本沒有宗教信仰。

在美國境內，這種漫不經心做法的缺失一直很明顯，不止川普一個例子，許多右翼理論家也是：從裝模作樣的英國人米洛．楊諾普洛斯（Milo Yiannopoulos）到法西斯政客保羅．奈倫（Paul Nehlen）及陰謀論者如亞歷克斯．瓊斯（Alex Jones），他們都能持續擁有各個平台的帳號相當長的時間，即使他們的言論看起來明顯違反規則。即使Facebook和Twitter這些公司吹噓它們有能力移除大量的「恐怖主義內容」，而且在打擊連續騷擾方面也有長足進步，然而它們對付民粹主義和右翼仇恨的方法，與國內當前的政治有密不可分的淵源。這種做法不僅在美國產生惡果，在全世界也是。

書　名｜矽谷價值戰：監控資本主義之下言論自由的未來
作　者｜吉莉安．C．約克（Jillian C. York）
譯　者｜黃開
出版社｜行人文化實驗室
出版日期｜ 2022 年 9 月

因為社群媒體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世界，是支持革命還是協助威權政府，是支持表達自由還是減少爭議，這些影響十七億人以上的生活事務，都在遙遠的矽谷的某個小房間被決定嗎？

本書作者吉莉安．C．約克花了十年時間研究社群媒體如何決定哪些內容被允許，哪些被禁止。她不只是實際採訪在各大社群媒體的審查員，也分析每一家公司與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全書裡面充滿社群媒體出現以來，所有的言論自由精采案例，閱讀時經常會感覺到，一個影響某個地方的重大事件，竟然在世界級大公司的角度是如此草率地被看待。

我們相信社群媒體的影響力在未來十年依然會無時無刻影響著我們，或者說，來自矽谷的價值觀依然壟斷著這個科技控制的世界，閱讀這本書可以給我們很多思考的線索與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