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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自然》（Nature）讀者投書專欄有一篇來自加拿大亞伯達大學（University of Alberta），梅塔（Devang Mehta）博士後研究員的投書，分享他將博士學位研究投稿發表在《基因組生物學》（Genome Biology）的心路歷程。辛苦了幾年，終於可以在著名期刊上分享研究結果，同時也順利攻下博士學位，理應是件雙喜臨門的開心事，但梅塔卻感受不到快樂。

梅塔的研究主軸與最熱門的CRISPR基因編輯工具有關，在先前的研究中顯示，CRISPR有機會藉由干擾病毒DNA，為植物提供一些免疫力。所以梅塔從事的研究原本打算利用CRISPR，來幫助熱帶居民主食之一的木薯（Manihot esculenta）對抗雙子病毒科（Geminiviruse）造成的鑲嵌病毒病（Mosaic disease）。經過4年的努力，梅塔非但沒有得到理想的結果，反而證實了使用CRISPR，病毒會適應演化出抗性。本來是想讓植物免於病毒的殘害，結果竟然證實病毒比想像中更頑強。

梅塔發表研究成果的過程相當艱困，來來回回經過了3份期刊的審訂與拒絕，好不容易才終於在第4份期刊，《基因組生物學》中刊出。過程中的每一位審稿人都同意，梅塔的實驗方法設計和結果都很合理，只是沒有單位願意刊登關於CRISPR負面的研究報告，因此在審訂時，推拖考慮許久。果然，在文章刊出後沒有多久，就看到許多反對基因工程的激進人士，錯誤引用研究結果，將其歪曲為基因工程的弊端，讓梅塔怎麼樣都開心不起來。

「報喜不報憂」影響科學客觀性與未來發展

梅塔的遭遇並不是少數，近年來，科學界越來越有「報喜不報憂」的趨勢。2012 年英國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的一篇研究，總覽了發表於1990∼2007年間，共4000多篇文獻，指出研究結果能支持其假說的「正面結果」佔總體研究發表數的百分比，從70.2％增加到85％，總共成長了21％。作者凡內里（Daniele Fanelli）在文章結論中，表示學術發表的客觀性正在逐步下降。

當「負面結果」被具有高影響力的期刊拒於門外，只能躺在實驗室的抽屜裡，甚至被扔進垃圾桶裡的時候，後進科學家們也就根本無法從這些經驗中學習，很有可能重複了許多不必要的實驗，造成研究資源的浪費，也阻礙了科學發展的腳步。研究基金也往往只鼓勵發表「正面結果」的學者，然而科學經常都是建基在「負面結果」上的，那我們是不是更應該支持推動科學發展前進的「負面結果」呢？

不論在期刊中，或是在研討會裡，我們都密不透風的被成功科學研究包圍，使得手邊有「負面結果」的年輕學者們，更加劇了冒牌者症候群的狀況。在學界極高的發表壓力下，極端者甚至可能因此而冒險，犯下造假或竄改的錯誤，讓科學失去誠信。

負面結果也能有巨大貢獻

1963年，科學哲學家波普（Karl Popper）在他的著作《推測與反駁：科學知識的成長》（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中提到：「假設遭反駁經常被認為是科學家的失敗，或至少是他的理論的失敗。這其實應該是一種歸納錯誤。每一個反駁都應該被視為是一種成功⋯⋯即使是早夭的新理論，也不應該被遺忘；它的美麗應該要被記住，歷史應該要將我們對它的感謝紀錄下來。」這番話，說明了完整保留所有嘗試經驗的重要性。

「負面結果」對科學發展的貢獻，其實有前例可尋。科學史上最著名的「負面結果」可能就是1887年，在美國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進行的邁克生－莫雷實驗（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 ）。美國物理學家邁克生（Albert Abraham Michelson），相信光的傳播介質是一種被稱為「乙太」（aether）的假想物質。為了證實這個假設，邁克生和莫雷（Edward Morley）合作，設計了精密的光學儀器，來測量地球相對於乙太的運動。結果並未看到預期中的干涉現象，反而徹底否定了乙太的存在，也因此為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開闢了道路。為了進行此研究所發明的精密光學儀器及度量研究，最終讓邁克生於1907年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但是像這樣「失敗卻獲得肯定」的例子，在失敗多於成功的科學發展中，卻是少之又少。

陸續凋零的「負面結果」期刊

「負面結果」需要存在的空間、需要更多的曝光度與交流，學術出版界在2000年之後，陸陸續續有些專門刊登「負面結果」的期刊上線（見表一），只是數量少得可憐，而且幾乎都無法長期營運，截至今日多數都已經停更、甚至停刊。筆者一一開始搜尋，發現直到去（2021）年為止，還有出刊的只剩兩份期刊，分別為Journal of Negative Results及Journal of Pharmaceutical Negative Results。

搜尋至此，就在筆者心灰意冷之際，發現2020年發行了一份新的「負面結果」期刊，Journal of Trial and Error（以下簡稱JoTE），《自然》還曾在2020年9月專文介紹，令人眼睛為之一亮。JoTE在2020年7月正式發行，創辦人是荷蘭的一群年輕研究者，也是一份開放取用（open access）且跨領域的期刊，主要發表並討論不顯著的發現（non-significant findings）、技術及方法學瑕疵錯誤、被退件的計畫、以及失敗的實驗，旨在消弭發表現今科學研究及其結果發表之間的洪溝。

第一篇發表在JoTE上的文章是加拿大主教大學（Bishop's University）的一項心理學研究，他們試圖重覆一個關於酒精與侵略性思想的研究，但實驗設計上不夠周全、取樣規模太小，導致無法再現先前研究的結果。JoTE接受處於任何階段的研究者的投稿，特別鼓勵碩士生、博士候選、博士後研究員共襄盛舉。審稿採用雙盲制度，審稿人與作者的身份都在文章發表前完全保密，而且審稿人意見也會與投稿文章同時公開發表。

如此公開的分享錯誤經驗，對年輕研究者來說，或許感覺有點可怕，但JoTE創辦人之一布提斯塔（Max Bautista）認為，這是讓科學邁向更開放、更透明很重要的一步。

拋磚引玉，發表失敗研究結果的重要性

布提斯塔目前正在荷蘭烏特勒支大學（ Utrecht University）攻讀科學歷史與哲學，他詳細說明了發表失敗研究結果的3個重要理由：

第一，失敗更貼近真實。
錯誤和失敗才是科學進展中最常發生的事，同時也是科學充滿挑戰的原因。當你發現結果很模糊，並不完全成功，也不完全失敗的時候，代表你的研究還沒有結束。發表失敗研究也能確保科學紀錄的平衡和可信，例如科學期刊對於研究結果的偏好，可能導致後設分析研究的失準，所以我們需要更真實，更透明的發表機制。

第二，即使是負面的成果，仍有其發表價值。
與其讓失敗的實驗塵封在抽屜的角落，不如公開出來，或許能幫上其他人的忙。更不用說，真正有用的錯誤與失敗，也只有在發表出來之後，才能被引用，進入科學評價系統。

第三，知識分享，避免他人重蹈覆徹。
不論是一條很爛的程式碼、或是一株品質很差的細胞株，在使用之後分享什麼可行、什麼不可行，都能避免他人重蹈自己的覆徹。有點像現在網路常見的美食部落客、或是拍攝試用心得的網紅，在品嚐餐點或是試用產品時，如果能夠誠實的做出評論，不論好壞都直白的表達出來，就能讓有需求的消費者，在挑選商品時有更完整的參考依據。只是學術研究經驗的發表，即使有廠商支持，仍應該遵守一定的科學倫理、更加中立。

更開放的科學，應擁抱「失敗」才能進步

許多研究的負面經驗，都是研究者會在實驗室中與同事討論，或在研討會中與其他研究者討論的話題。但不在這些場域、或是時空中的其他研究人員，當然就得不到這些珍貴的訊息。這樣的狀態，很容易弱化資源不足的族群，也更強化菁英族群。底層翻身不易、階級僵化，進而造成結構崩潰，這是人類歷史上不斷重演的劇情，科學若要避開這樣的後果，公開透明的研究發表就顯得格外重要。希望JoTE能夠發揮影響力，持續運作，開起更多對話與討論。

近年來，有許多推動學術研究過程與成果公開透明化的運動，在學術界引起大規模的討論與震盪。筆者陸續介紹過「開放取用」、「開放同儕審察」、「註冊報告」，以及「材料分析報告」。其中「註冊報告」的作法，從實驗設計開始就公開發表，讓所有科學家都能提出建議，之後才正式進行實驗；而最終的結果能否支持其立論假說，一翻兩瞪眼，無論結果是正是反，都不須掙扎於發表之路，也可以是避免學術出版發表偏好的一個做法。

科學界應該有更開放的眼光，擁抱誠實討論結果不如預期的研究成果。科學家也應該認可所有重要的研究，在實驗證據週全的條件下，不論其結果正反，都必需有獲得刊登露出、成為學術成就的價值。唯有如此，科學發展才能保持中立客觀、更減少人為操作的機會。

延伸閱讀
Devang Mehta, Highlight negative results to improve science, Nature,201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