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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傳播（science communication）雖然是臺灣近期才逐漸受到關注的領域，但它並不是新的概念。在19世紀的英國，科學家們如物理及化學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等，就曾經投注許多時間與金錢將物理、化學知識普及化，希望能引起更多人對科學的興趣。

法拉第的父親是一名鐵匠，家境並不富裕，從小只能自學。14歲時在書店工作，努力的表現得到老闆賞識，讓法拉第能夠免費成為學徒，在書店中大量的閱讀。其中，法拉第在瑪西（Jane Marcet）所著的《化學閒聊》（Conversations on Chemistry）一書當中，得到很多啟發，漸漸對科學產生興趣。之後，法拉第更在許多旁聽的演講當中，用心的學習，因緣際會加上法拉第自身的努力，一介平民出身的法拉第，終於成為教授，並在1842年被選為英國皇家學會院士（Fellowship of the Royal Society）。法拉第在電磁學及化學上卓越的貢獻，使其多次被提名封爵及成為皇家學會會長，但都被他推辭了。為了紀念法拉第，在國際單位制裡，電容的單位就被命名為法拉，1991年至2001年間，20英磅的紙鈔上也印有法拉第的肖像。

法拉第自身經歷過艱辛的學習歷程，在成為一位著名的科學家之後，也並不藏私，運用其極佳的表達能力，以清晰簡明的語言傳達思想，在皇家研究院（Royal Institution）提供了19場物理及化學方面的通俗演講，也就是每年向大眾介紹科學新知的「聖誕講座」（Christmas Lectures）。

科學發展既快且廣，以傳播讓人們跨越知識藩籬

時至今日，科學發展不再只是找尋大自然的運作法則、滿足人們的好奇心。隨著科學領域不斷地擴張，不論是政府或是產業，都投入大量的資金與人力在科學研究與發展上，每年學術文章的發表及其所產生的新數據，都以驚人的速度成長。根據Pubmed統計，光是生醫領域，每年的學術文章發表數量就超過100萬篇。更遑論新冠疫情肆虐的2020年，急需科研投入，以求更快速、更全面的了解COVID-19。原本科學家對於這種病毒所知甚少，但疫情卻引發一波研究發表熱潮。光是2020上半年，相關的研究發表就超過2萬3600篇。而除了疫情，造成這種學術發表堆疊的原因其中一項，是評鑑研究人員的指標之一就是發表的數量，在升等的壓力之下，迫使年輕學者只能在質與量之間取捨。

在如此龐大的學術資訊當中，一般大眾要掌握研究領域的發展方向、跟上科學突破的腳步，成了相當不容易的事，真所謂學海無涯。人們仰賴自身所接觸到的資訊，在每天都會遇到的選擇當中做決定，資訊的來源是否可信，能在現代社會裡造成非常巨大的影響。不列顛科學協會（British Science Association, BSA）更將科學視為文化與社會基礎的一部份。在2017年，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針對科學傳播的科學（the sciences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舉辦了第三次座談會。其內容最後整理成冊，討論科學傳播影響大眾的幾個主要的面相，包括了氣候變遷、疫苗的不信賴、極端政治，這些議題都凸顯了科學傳播有所不足的問題。

科學家們在研究領域中，費盡心力追求問題的解答，最終的成果，如果只是增添了一篇學術文章數量、或是增加個人升等的機會，對於研究經費和研究者的努力都相當可惜。而有時也常因為多數學術期刊並非開放資源，讓一般大眾難以有機會取得、閱讀，也就無法啟發不同專長背景的人們，甚至可能成為科學發展的藩籬。

讓大眾理解與重視科學，當代科學家的責任與義務

許多科學家都會同意，研究經費的取得並不容易，而政府單位，是提供研究經費最主要的機構。而在民主社會當中，政府設計科技政策、分配科研經費，民意是非常重要的指標。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民眾是否信任科學、了解科學，不但可能左右研究經費在各領域的配重、更可能左右國家政策走向，其重要性不可小覷。以上種種，更說明了透過科學傳播，提升學術發表的能見度，讓大眾理解學術研究的重要性與正確性，將會在現代社會中，科學家另一項不可避免的責任與義務。

在面向大眾進行科學傳播時，不論是介紹科學研究的方法，或是結果的推論過程，都非常關鍵。許多科學新聞或是社群媒體，在報導科學發現的時候，往往運用太過渲染的詞彙，以致大眾過度解讀研究結果，甚至誤導出其他結論。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經常是在報導中，忽略研究的採樣規模。如新冠疫情期間，法國學者所發表的奎寧（quinine）對新冠功效研究，就只是一個小型研究，且數據有許多疑竇。而美國總統川普卻將該證據薄弱的結果，視作可靠的科學支持，在公開場合宣稱奎寧可預防新冠，因而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難以估算。除此之外，進行科學傳播時，如能讓大眾正確了解研究背景與發展脈絡，也有助於大眾將資訊聚焦，並且減少誤會與誤用的機會。而同領域的多位專家，對科學傳播所介紹的研究內容看法，也是進行科學傳播很重要的一環，不但突顯研究的重要性、也提供未來研究發展方向與運用上更多不同的視角。

而若要將學術研究的基礎理論，落實在社會中，真實的看見科學研究的影響力，除了透過報章媒體的報導之外，科學家們還必須與政策制定者及公眾直接對話。透過溝通（communication）、諮詢（consultation）、以及參與（participation），逐步推動理性溝通與科學治國的理想。為了防堵新冠疫情，保持社交距離及配戴口罩等政策的制定與推動，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此觀之，具備科學概念的政策決策者、媒體與人民，能順暢與科學家溝通、諮詢，或許正是讓臺灣相較於歐美等國家，更能貫徹正確防疫政策的主因。

要讓科學影響政策制定，絕對不是短期的事。溝通與了解需要時間，即使是有紮實科學證明的科學研究，例如顯示吸菸與肺癌有極高相關性的研究堆積如山，但針對限制吸菸及菸品產業的相關政策推動，仍需要數十年的時間，在利害關係人、立法機關、非政府組織、民眾等相關團體間來回斡旋討論，才能見到改變發生。雖然是一條漫長的路，但是沒有科學家的行動參與，科學成果將更難獲得應用與應有的尊重。

透過學會集結，
讓科學傳播發揮影響力

2017年， 英國曼徹斯特都會大學（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的科學傳播教授伊林沃斯（Sam Illingworth）提出，透過各科學領域的學會，來推動科學傳播，將是最理想的機構。由於學會主要由有相同研究興趣的專家學者聚集而成，可以提供會員有關科學傳播的建議、資源、訓練。學會能夠藉由向公眾舉辦活動，來連結群眾和科學家、將科學資訊傳遞出去；更可以設立獎項給致力於科學傳播的學者，藉此鼓勵更多學者效尤。舉例來說，美國科學促進會（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也是世界頂尖科學期刊的出版者，就是一個長久以來，以科學傳播為宗旨的學會。

英國發育生物學學會（British Society of Development Biology,BSDB），也整理出重視科學傳播的生醫相關學會名單。本文特別要介紹，「The Naked Scientist」這是由一群劍橋大學科學家們，在2001年所創立的組織。從一開始的網路廣播（podcast）節目到現在，「The Naked Scientist」與許多國際媒體接軌，如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歐洲的「談話電台」（Talk Radio）、澳洲的國家公共廣播機構澳洲廣播公司（ABC）、南非的媒體公司Primedia等。他們邀請最新完成科學發表的作者進行訪談，讓專家回答大眾的科學問題，甚至邀約政府人員一起討論政策。此外，「The Naked Scientist」還透過實習計畫，同時培養科學傳播人才。「The Naked Scientist」的各種策略方法，是想要朝科學傳播方向前進，又不知如何表達，從何下手的研究學者們，一個很好的參考。

考量到科學傳播的重要性，英國已將其納入大學評鑑（可參見前文《科技報導》2021年8月號〈大學學術如何評估？參考英國REF評量機制》）。臺灣近期對於科學傳播也逐漸重視，科技部的科普傳播產學計畫、教育部有高教深耕計畫，國立屏東大學更在2014年設立了科學傳播學系。只是目前臺灣尚未有具體鼓勵學者涉足科學傳播、以科學專長參與公眾事務的政策做法。現階段在臺灣，科學傳播常常是年輕學者們遙不可及的夢想，雖然熱情滿腔，但是在各種行政、教學、研究的壓力之下，無法滿足KPI又吃力不討好、得不到短期回報的科學傳播，經常被犧牲。在這樣的研究環境中，臺灣是否也該好好思考，是不是該有所改變，如何讓學術研究的能量及成果，真確且直接的分享給每一位國民、啟發學術後進，更增添國民科學素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