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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康慧分享國際文獻中公民科學的新趨勢，尤其是科技發展面和公民科學的制度化。他提及近十年公民科學之所以「很夯」有三個原因，首先，公民科學可以協助解決科學和社會議題。再者，公民科學可以促進科學教育的普及和公民參與，不只讓公民參與科學的產出過程，也讓科學家透過與公民的互動來考慮其專業科學研究與社會問題的結合。最後，近年來公民科學的發表文章量以非常快的速度在增長，尤其是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及歐盟，科研進步的國家不僅認同公民科學的實質成效，也開始制度化的推動公民科學。





公民科學研究目前呈現跨學科、跨領域的發展。對此，劉康慧指出三大議題。首先，就公民科學與科技的關係，討論人工智慧與人工成果的結合，例如OpenStreetMap作為一個整合公民力量和GIS的平台，透過資料庫的結合，將數據轉譯為民眾生活中可以理解的樣貌，也因此讓民眾看到科技知識的重要性。其次，公民科學發展至一定程度時，政府將逐漸制度化地結合公民力量。分析美國、澳洲與歐盟三個地區不同的制度化過程，發現美國2016年「群眾外包與公民科學法案」（Crowdsourcing and Citizen Science Act）說明了政府利用法規系統性地推行公民科學；澳洲「昆士蘭公民科學策略」（Queensland Citizen Science Strategy）則是由政府協助成立公民科學團體，提供公民相關知識與制度來保護自己的權利；歐盟則是利用基金的方式來支持公民科學的發展，鼓勵公民科學家與歐盟的計畫合作。最後，人工智慧的介入以及公民科學數據的普及使用衍伸的議題皆需被妥善回答，例如應如何制度化使用標準、抑或是公民、個人的權利及智慧財產權和公部門本身權利義務應如何界定。

綜上，劉康慧拋出七大問題供與會者思考未來如何持續推進公民科學：

1. 如何有效地界定人工智慧與群體智慧（collective intelligence）的角色？

2. 若公部門欲使用公民科學資料，應如何標準化資料準確性以及使用性？

3. 跨部門合作日益增長的情況下，應如何制度化社區夥伴關係（community partnership），並釐清個人與公部門的權利義務關係？

4. 為求計畫穩定推行，應如何將資金與技術資源形式化？

5. 放眼國際，我們應如何促進與國際平台的交流，將本土數據與國外進行連結，並確保臺灣於國際社群的參與？

6. 公民科學的新趨勢、法規制定或是科技進步是否能維繫公民科學的發展？

7. 是否建立中心或是協會來支持、推進公民科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