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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慧詩與林子倫以臺灣公民科學的演變與類型學作為論壇的開場，指出臺灣歷史發展的複雜性提供了特別的歷史背景，這與西方國家的公民科學發展是完全不同的。藉由分析臺灣1970年代以來100多個公民科學計畫，確定了四種類型，分別是：

（一）科學組織，由機構專業科學家所領導，非組織者希望去貢獻或培養下班後的愛好而參與，例如臺灣新年數鳥嘉年華；
（二）環境倡議，一種基於社會運動的方法，通常需要具有管理能力的非政府組織來執行，例如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
（三）社區建設，因為《環境教育法》的制定，通常透過教育來增強當地的凝聚力並提高環境意識；
（四）科學家作為公民，展現專業人員的積極行動，例如海龜點點名。




臺灣的社會環境和歷史事件揭示了一種模式，民主的發展推動公民科學的發展，即民主化和政治覺醒是臺灣提升公民參與的關鍵。自1987年以來，臺灣政府從統治地位轉變為較工具性角色，促進了政府內部的開放性和透明性，並與公民科學發展了互惠的關係，這種轉變是臺灣公民能力增強的展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