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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5測謊鑑定準確率不足？淺談科學辦案的爭議
467 期
Author 作者
曾春僑／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科技偵查科副教授
近來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司法科學、鑑定機制與專家證人」議題中，著重於科學辦案的技術與應用，以強化司法發現真實的能力，其中針對測謊過程、品管、證據能力等有許多討論與建議。隨後，監察院與司法院於相關調查報告與立法草案中，認為測謊結論不宜當證據使用，然而主管偵查業務的法務部並不同意，認為「若直接明文排除測謊鑑定的證據能力，將會扼殺測謊鑑識科學之發展性」，故目前對於測謊結論使用尚無定論。
為何不同機構間見解差異甚大，且應如何使用測謊較為妥適？筆者將跳脫法律理論，從科學角度、偵查實務與邏輯思考等面向進行說明。
測謊準確的關鍵
所謂的「測謊」並非單一方法，不同測試方法準確率差異甚大。
以國外而言，測謊可用在犯罪偵查、性侵害監控、安全查核等領域，針對每一測試目的，使用方法與判定門檻並不相同。如同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的檢測，可以使用免疫與分子疾病檢測法，其中免疫法屬快篩法，可檢測病毒抗體或抗原，優點是速度快，但不適用於病例確認；而分子檢測法直接檢測病毒基因片段，適用於病例確診判斷。
測謊如同COVID-19檢測議題，使用何種方法會因個案、環境與目的而不同，如在短時間內需大量篩選可能賄選嫌犯時，則需要進行快篩程序；而面對單一個案須釐清爭點時，則須以確認性方式進行；面對反情報案件時，需要降低判別門檻以免漏失重要環節，後再輔以偵查手段確認。故使用目的不同時，就需搭配不同測試方法與題組，如緊張高點法、區域比對法、罪質感測試法、單一或多重主題測試法、有關／無關問題法等，當然其準確性就會有所不同。
保留測謊對實務的幫助
目前的偵查實務中，執法人員並不會，也無法預先設定任何偵查過程所得結果將來用途為何，而是秉持忠實紀錄原則，將偵查過程中所使用的任何有利／不利結果，完整記錄後呈交地檢署與法院，不能有所隱藏，否則須受司法追訴，故偵查過程中的測謊資料，當時使用目的與方法，在法庭上需詳細審查。
然而，目前少有法官願意針對測謊方法、目的、過程、證據力代表程度等進行實質審核，監察院與司法院提出的看法則為全盤否定測謊功能，是否需仿照COVID-19檢測方法一樣，將測謊目的、使用方法等予以區分較為適合呢？
許多隱藏性犯罪事件，仍須靠測謊協助釐清，但須避免將其作為唯一證據。實務上需動用測謊的案件，通常為現有資料無法排除，但又無法確認當事人涉案的兩難情境時較會使用，這類案件具有實體證據少、供述證據多，且被告難以提出對自己有利證據等特性，例如未起獲贓物之竊盜、熟人間之性侵、借貸或詐欺等爭議案件，都需要靠測謊釐清。以下舉數種情況說明：
1. 甲抽菸後隨意丟棄菸蒂，遭有心人乙撿取該菸蒂後，侵入住宅行竊，並將甲該菸蒂丟棄在現場栽贓於甲。警方採證之菸蒂，經數年後方由DNA比對資料庫比對得知甲身分，但該案已經過數年，甲無法提供不在場證明。
2. 某女於筆記中，指證歷歷曾於十年前遭父親性侵害，且因某女已成年且有性經驗，已無法由法醫證明曾遭受侵犯；父親到案後，稱女兒可能受前妻指使，挾怨報復所致。
3. 某人於進口物品中被發現管制物品， 如槍枝等，但無法排除可能為原廠誤裝，或因交易糾紛遭國外廠商刻意栽贓所致。
4. 男女雙方原本合意發生性行為，但事後女方立即至醫院驗傷，並指控受到性侵害，但不排除可能為仙人跳情況。
以上均為偵查實務常見案例，若全部排除測謊，則許多案件難以查明，甚至可能僅憑一方指控，導致冤案發生，故若當事人願意測謊，則測謊反而可成為還當事人清白的重要工具。
反對測謊的矛盾之處
各界僅集中火力批評測謊，卻忽視其他備受爭議的司法心理學項目，箇中原因須深入探究：反對者認為，測謊僅根據生理反應即做出判斷，但卻忽略最關鍵的測前晤談等過程。令人感到疑惑的是，目前國內反對測謊成為證據者，尚未有人具有國內／外合格測謊學校結業資格，或具有實際測試經驗，多數僅根據自身認知即擴張解釋測謊結果，導致常出現一份鑑定書，卻各自表述情況。另一方面，其他司法心理學結論亦常出現結果互異情況，如精神鑑定、再犯鑑定、兒童陳述真實性鑑定、心理評估等，但較少有法律學者提出批評，其原因似乎更值得深入探討。
此外，考量鑑識科學的機率與限制，許多鑑定無法由儀器直接檢測，需靠經驗輔助，此為司法界無法忽視的另一個問題。李昌鈺博士對證據型態的分類或許較為國內多數人接受，包括暫時性、型態性、情況性、轉移性與關聯性證物五種，其中情況性證據判斷更容易出現結果互異情況，以蘇建和案來說，國內法醫研究所提出的鑑定結論為多人共同犯案，但此與李昌鈺結論不同。既然監察院與司法院可以接受同一狀況，將容易有不同解讀的結論呈上法院，為何不能接受測謊呢？
承上所述，各種證物的解釋能力本來就有差異，也容易導致不同結論，若依照嚴格審核測謊證據的標準來對待其他證據，如無再現性且容易發生歧異的結論（醫事審查、車禍鑑定、血跡型態、筆跡鑑定和死因判定等）均不可作為證據使用，則不只蘇案，許多案件都將難以解決，終將使整體司法審判面臨困境。
建議仍視情況使用測謊工具
筆者認為，批評者所提供「測謊準確率不足」的研究文章，須探究研究過程的嚴謹程度——當國內外出現論文是否抄襲或真實性爭議時，通常是委由專業領域學者共同審核，且受審核者必須能提供原始研究數據與資訊作為審查，唯目前反對測謊者所提出的準確率不足論文，除時代久遠未考慮科學進步因素外，對於實驗方法、環境、分析數據與文化背景等均未加以審核，最終導致誤用科學數據的情況。
由上述現況，筆者提出幾點測謊證據運用建議：
1. 測謊可靠性審核，除形式審查外，尚需以實質審查方式進行，包括方法、內容、題組、過程等，再行決定是否採納作為證據；
2. 測謊實質審查須以具測謊實務經驗專家組成，如同醫事或交通鑑定，均由該領域專家組成委員會進行審查；
3. 測謊作為單一證據並不妥適，不過在實質審核無誤後，仍可作為輔助證據；
4. 正視測謊準確性問題，尤其多人測謊且交叉驗證後可大幅提升準確率；
5. 考量每一案件性質不同，測謊是否具證據力，應由法官進行個案審查，不宜以法律規範直接排除其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