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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2-22冠狀病毒之父如何對抗新興傳染病？賴明詔院士專訪 567 期

Author 作者林翰佐／本刊副總編輯、陳其暐／本刊主編。

2003年，受到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的延攬下，賴明詔院士決定從任教30多年的美國南加州大學微生物學系離開，回到臺灣肩負中央研究院副院長一職。被學界譽為冠狀病毒之父的他，正巧碰上臺灣近年來最為嚴重的傳染病疫情──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事件，基於他對於冠狀病毒長年來的深入研究，使得臺灣得以快速熟知SARS病毒的特性，因而研擬出對抗方法，遏止疫情的擴散。

因應當前世界新型態病毒疾病的發展，為了能夠加強臺灣對這些傳染性疾病的瞭解以及擬定防疫作為，賴院士協助政府推動「臺灣重要新興感染症研究計畫」，並親自參與其間，整合國內外臨床與基礎研究登革熱專家，針對登革熱進行全方位深入的研究。為了能讓國內大眾瞭解重要科研工作進展，推廣對登革熱正確的知識，在賴院士的督促之下，研發團隊將相關重要的研究成果，以《登革熱的臺灣經驗─從流行病學及臨床到基礎科學的新視野》為名發行專書，被譽為是近年來最重要的登革熱相關著作。賴院士以及研究團隊的努力，顛覆了許多過去我們對登革熱不精確的看法，深深地影響著國內未來對於登革熱疫病的治療以及防疫作為。

防患未然─傳染病研究計畫

科學月刊（以下簡稱科）：這次來訪問您的緣由，主要是想瞭解「臺灣重要新興感染症研究計畫」，以及計畫下您所主導發行的《登革熱的臺灣經驗》一書。在臺灣過往的國家型計畫中，我想這是第一次在計畫結案報告後，應運而生的一本深入探討登革熱的現況與研究發展的科普專書。首先，想請您談談推動「臺灣重要新興感染症研究計畫」的時空背景。

賴明詔（以下簡稱賴）：人類史上第一個真正從世上消失的病毒是天花，第二個可能將會是小兒麻痺病毒。1950年代，小兒麻痺疫苗出現以後，短短幾年間病患數量大幅減少，使得小兒麻痺幾乎絕跡（目前臺灣屬根除地區，但在開發中國家仍持續有新病例）。於是當時每個醫生、科學家都志得意滿，覺得傳染病已經是過去式，認為病毒都可以藉由疫苗控制，細菌也可以用抗生素醫治。但是這種自滿的心情，其實過不了幾年就發現，我們沒有辦法控制所有的病菌，比如1980年代出現的愛滋病毒。

在2003年1月，臺灣爆發了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而引發這種病症的元兇是一種冠狀病毒。當時我也恰好決定回到臺灣，一方面臺灣急需熟知冠狀病毒的專家，正是我多年努力的研究領域；一方面同時就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責無旁貸。SARS對臺灣社會、經濟的影響相當巨大，幸運的是，SARS在一年之間就完全被控制住。但是，幾年後又開始出現禽流感、各種流感，後來還有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伊波拉病毒、茲卡病毒等等，這些我們通稱為「新興感染症」的病原。所以我們得知，這些病毒類的病原是不可能完全消失殆盡的，因此我們必須要用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思維，來因應這些不斷衍生出來的新型態疾病，並尋求控制傳染病的有效方式。臺灣其實對傳染病的防治做得很好，我們具有完善的公共衛生體系，每一個鄉村鎮都有衛生所，使得瘧疾已在臺灣絕跡。在SARS爆發時，一開始因為沒有先例而使得大家手忙腳亂，但是政府做對了事情，將所有可疑帶病原者強制隔離，終於控制了整體狀況。

在SARS事件過後，臺灣恢復使用過往廢棄的數百間負壓病房，並設立了防疫專科醫師，在這些公共衛生體系軟硬體設施建立以後，就得以有效控制傳染病，像登革熱即使發生流行，也能夠很快的加以控制。但是我們要能夠維持這樣的體系，必須要整合科學研究機構、政府、產業，大家一起努力，平時做準備，才能夠防止傳染病的突發，這就是為什麼政府要推動新興感染症研究計畫的重要原因。

科：能否談談您催生《登革熱的臺灣經驗》一書的歷程？

賴：我們藉由這個計畫得到了許多重要成果，臺灣在登革熱研究上可說是世界最好的國家之一，很少人知道這些成就，因此為了讓社會瞭解我們所做的工作，我們必須要分享這些知識給一般民眾與社會，撰寫一本每個人都可以讀的科普書，讓大家對臺灣登革熱的研究與貢獻有所熟悉。所以在2015年11月時，我在研討會上提出這個想法，幸運得到許多人的熱心支持。這本書在半年內就編撰完成，而且編得非常好，這我也是相當驚訝且引以為傲的。

科：我們從閱讀這本書後才知道，登革熱其實是一種外來性的疾病，並不是本土發生的，那為什麼會造成年年的大流行？

賴：因為國際交通方便，每天有上萬人從東南亞出入境，而當地有很多的蚊子可以傳佈病毒，有些人被蚊子叮咬而帶有病毒且不自知，所以會造成臺灣每年的疫情。我們的研究瞭解了這件事，所以在策略上就會建議政府單位進行相關的作為，像是在邊境設置體溫偵測機制，就是一項重要且容易執行的防疫措施。所以從臺灣入境時都要篩檢體溫，用以找出可能的病患。測量體溫的策略就是在SARS疫情後開始實施的，體溫高的人就可能患有SARS，意即就是可能帶有病毒。在這樣的策略下，我們發現了許多從國外回來帶有登革熱的病人。這是很奇特的流行病學，我們沒辦法完全杜絕病毒的侵入。另外像是茲卡病毒也是用同樣的機制很快地從南美傳到亞洲來，新加坡、馬來西亞都已有數百個病例，未來臺灣也很可能會發生。

科：在執行計畫時，您是否曾發現印象特別深刻或有趣的現象？

賴：在研究病毒的各種面向上，大家常常比較不重視的就是致病機制，這好像很學術性，但對科學家來講是很重要的。登革熱病毒的致病機制還沒有定論，目前有幾個假說，其中一個在幾十年前由美國科學家提出，他闡述嚴重的登革熱病因可能是因為重覆感染，第一次病毒感染人的時候沒有病徵，但第二次感染的時候，就會引起很嚴重的症狀。幾十年來，大家都認同這個機制，但是後來經過臺灣團隊的研究，發現了溶血病癥的出現原因其實沒有原本想像中的簡單──病毒會破壞血小板、破壞血管或影響一些免疫細胞，產生很多細胞激素，引起出血，這三、四種致病機制都是臺灣的科學家提出來的，現在大家也都接受這樣的解釋，變成登革熱病毒致病機制的主流假說之一。所以這是臺灣科學家非常值得自傲的地方，很少有像這樣的疾病假說都由臺灣科學家所貢獻。除此之外，有些如何照顧登革熱病人的方法及觀念，也是臺灣的科學家、醫師所提出來的，現在已被其他國家的醫生採用。

登革熱的醫療發展

科：登革熱疫病有沒有辦法藉由開發疫苗加以控制呢？現今疫苗的發展近況又是如何？

賴：現在已經有2種疫苗被批准上市了，但是這些疫苗都還不完美，因為登革熱病毒有四種，其中第二種登革熱病毒可說是症狀最嚴重的，但是這些疫苗對這株病毒反而沒有什麼效果，只對其他3種病毒有效。因此，我們還是必須要繼續發展更好的疫苗。

科：在未來，疫苗的發展勢必是控制登革熱病毒傳染的關鍵，然而與藥物的發展相比，哪一種途徑會比較好？

賴：疫苗比較好，能夠預防與控制，但藥物還是有用處，例如得病後，藥物可以協助治療。就像流行性感冒，通常以施打疫苗為主，而藥物對像這樣傳播這麼快的病毒，可能會無法應付病毒的變種速度。然而我認為發展疫苗本身，是一個相當大的工程，需要匯集多個國家的力量，現今也有許多公司在努力研發，所以發展疫苗本身對臺灣來講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具有研發製造疫苗的能力，才能應付未來突發的新興感染病。或許臺灣可以嘗試發展藥物，特別是採取「老藥新用」的策略，意思是把現在已經在使用於別類疾病的藥物，嘗試著拿來治療登革熱或其他的病，有時候會有意想不到的療效，這個是很有趣的發展方向。除了已知的方法外，我們必須做更多基礎研究，瞭解病毒的致病機制，研發更好的針對性治療方法。臺灣的登革熱治療做得很好，減少了很多可能的死亡案例，這些都必須要長時間的研究努力才能達成。

我在美國研究了20多年的冠狀病毒。冠狀病毒過去認為只會引起傷風、感冒等輕微病症，所以大家都認為冠狀病毒是一種不重要的病毒，但政府還是持續支持我的研究，每年都提供很多研究經費，我的研究做得很好，即使冠狀病毒不熱門，我也因此得到了一些獎項。結果在SARS爆發之後，我長年來所發表的研究成果，馬上就可以用在治療、防治SARS上；我以前發表的冠狀病毒論文，大家都搶著去讀。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基礎科學的研究是那麼重要，一旦面臨緊急的事情，就馬上能夠使用。SARS剛爆發當時，我還接受了3家美國電視公司的訪問，因此上了全國晚間新聞，那對我來講是很奇特的經驗。

美國與臺灣的教育差異

科：除了您的研究之外，我們知道您在美國著名學府有多年任教的經驗，回臺後也曾擔任國立大學校長。最近臺灣高教問題一直被大家拿出來討論，想聽聽您對兩方面教育的看法。

賴：臺灣和美國的教育是不太一樣的，美國教育是鼓勵孩子自由思考，臺灣教育比較重視知識的傳承與搜集；美國讓孩子自由發揮，所以他們從小就能發表演說，寫論文，而臺灣的孩子都是一直抄筆記，考是非選擇題，這是我最反對的考試方式。美國小學裡有一種教育課程叫作「展示與討論（show and tell）」，是在星期一早上讓學生分享禮拜六、禮拜天做些什麼事情，同時他們會呈現一些東西，告訴同學們這些東西用來做些什麼事情。

所以他們從小就有統合與表達的能力，而不只是累積知識或學習基本技術。臺灣的學生雖然基礎都打得很好，具備很多專門的知識，但是他們不擅長把不同知識放在一起，比方在美國大學一、二年級的學生中，亞裔的學生都表現得非常好，但是到三、四年級以後，一些學生就相對的比美國學生差了。以前，有學生想進入我的實驗室做研究，很多亞裔學生是父母打電話來找我，說他的孩子很聰明、成績很好，希望能夠到我的實驗室來，但是他們的孩子都沒有主動來和我談，而美國學生都自己來找我，這就是獨立、自主積極的訓練，所造成的明顯差異。學生光是吸收知識是不夠的，還要訓練他們整合知識的能力。

我是臺大醫學院第一名畢業的，所以應該是學了很多東西，可是我到美國就讀研究所時，考試的問題都是要學生自己思考怎麼樣解決問題，起初很不適應。有一次考試，我覺得我計算的結果都不對，成績很可能不及格。但是結果出爐後我發現我得了第一名，讓我十分的不解。後來我才知道，當時教授認為我的計算方法、思考方向都對，只是計算結果錯誤，教授重視的是全面的瞭解，而計算的正確與否僅佔考試很小的一部份。這顯示出美國教育的不同，不只是大學，從小學、中學開始的教育方式就不一樣，很少人注意到這一方面，我想這對年輕人的發展影響很大。

科：以現在臺灣社會的氛圍，想要改變整個教育氛圍，一時之間似乎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賴：其實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家長在觀念上不易翻轉，很抱歉這樣講，每個家長都是希望保護他的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但由於孩子一直受到一種固式訓練，如果教育或考試遊戲規則方式一改的話，這些孩子花幾年準備的固定式訓練，又好像都用不上了，所以都不願意接受改革或者要等到他的孩子畢業之後再改。任何一個教育制度要改，總是有人反對，反對當中尤以家長是最多的，所以我說教育制度要改變，是相當相當困難的，前提是家長的觀念要改變。

科：現在面臨少子化，連帶影響大學的經營，但少子化或許對臺灣高教是一個助益，因為隨著師生比下降，才能夠增進教育品質。因您在南加大（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USC）任教多年，想請您分享這方面的看法與經驗。

賴：南加大在最近20年來進步得非常多，是美國大學裡進步得最快的一所大學，這都是因為前任校長山普（Steve Sample）的關係，他在任長達19年，臺灣可能很難有任職這麼久的校長。在山普就任以前，南加大全美排名將近50名，那時候學校有個暱稱叫作「寵壞孩子的大學（University of Spoiled Child）」，為什麼？因為學生都是有錢人的孩子，學術上的名聲不是那麼好。山普來了之後，馬上做了很大的改革，第一個，設立學校的任務目標，首先學校必須要重視大學部教育，而不只是重視研究；第二，邁向國際化；第三，注重人文藝術教育；第四，由於南加大和亞洲地區國家距離較近，所以將南加大作為亞太大學的中心，組織了亞太大學聯盟。把學校任務目標定位以後，就可以做改革的依據。

接下來，南加大廣設獎學金來吸引好學生就讀，幾年之內大幅提高了學生素質，好學生就讀後，就能更吸引其他的學生跟進。南加大也改革學校課程，將國際上最好的老師請進南加大，聘請了數百位很好的教授。而且南加大的聘請方式是用所謂的群體聘請（cluster hiring），例如說，它要重視登革熱研究，它就去挖角世界上最好的幾名登革熱專家來；像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神經研究做得很好，所以南加大兩年前就把二十幾位加大洛杉磯分校的教授整個團隊挖角到南加大，由此快速提升學校在這領域的素質名聲。到了2013年，這兩間學校已經同列全美前20名左右的大學。

當然山普非常會做募款工作，募款的成績在全國大學中名列前茅，這要很有計畫的努力。我在成功大學任職校長時，就學習南加大的治校理念，例如臺灣沒有一個學校有任務宣言（mission statement），陳述出學校教育學生的目標。當然每個學校都有校訓，但校訓是指學生在學校應該做些什麼事，比如成功大學校訓是窮理致知，意即努力追求真理與學問。但到底要培養出怎樣的學生呢？就語焉不詳，沒有確定的目標。我在成大的四年期間，強調人文與藝術對一個人的發展是很重要的，確立這樣的任務宣言以後，成大就以訓練出藝術、人文還有科技同樣好的學生，同時具備國際觀與領導能力為教育目標。於是從此以後，大家都是充滿活力朝同一方向努力。

如何改善臺灣的教育體系？

科：最近也有些聲音倡議技職體系恢復的問題，想聽聽您的看法？

賴：技職體系的目標，就是訓練出來的學生能夠解決實際的問題，德國在技職體系是做得最好的，他們的學生在中學時，就可以選擇要到一般中學或者到技職學校就讀。所以德國工人的素質非常好，就是因為很重視技職體系的關係。很不幸地，臺灣在十年前破壞了技職體系，鼓勵技職體系的學生去一般大學，去受更多學術的訓練，初始想法是對的，只是方法錯誤，使得技職體系幾乎完全消失，導致一般人都不會做實際的工作，反而是矯枉過正了，所以我是贊同技職體系是應該受重視的。

不過從另一個角度來看，臺灣的教育系統不好，產業跟企業也應該有責任。企業時常抱怨臺灣教育出來的學生不能用，其實企業應該要和學校一起合作訓練學生，讓學校知道企業需要什麼樣的專業人才。企業常常不願意花錢參與訓練學生的工作，這是很不對的，因為這些學生將來都會進入企業工作，企業必須要負起責任，協助提供實習與教育的機會，甚至提供獎學金，負擔一些教育的費用。

科：如果政府能更鼓勵大學多做一些更貼近於產業的應用型研究，是否也能提升一般大學生的就業能力？

賴：我想這應該是可以的，大家不願意做黑手工作，是因為社會地位低，薪水也低，不像德國工人賺的錢可能比工程師多，所以這必須要整個社會的薪資架構、價值觀等都要改變，沒有改變就很難吸引學生去做這樣的工作。

科：您在成大治學期間也強調國際化，學習英文是否為國際化的一種途徑呢？

賴：英文是必要的工具，但國際化不只是英文，還有觀念、文化的問題。國際化不一定要學美國，東亞也是一個很好的國際化的訓練的地方。其實臺灣的僑生制度是很好的，但很多臺灣年輕人認為東南亞來臺的學生不能代表國際的學生。我在成大的時候，常常會聽到抱怨說這些東南亞的學生成績不好，不應該提供獎學金給他們。我們以前那個時代也有很多如此錯誤的觀念或偏見，導致我們很少把握和僑生建立溝通的機會。

其實不同的文化間沒有高或低的分別，東南亞的文化並沒有比歐美文化低，從中都可以學到很多東西。馬來西亞有一千多位成大的校友，他們對母校與臺灣的感情非常濃厚。實施僑教政策40 多年來，許多人批評政府浪費錢，但其實我認為收穫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國際化是接受不同的文化，不是只是接受歐美的文化，能夠敞開心胸（be open-minded），那就是好的態度，臺灣現在南向政策難以推動，就是因為很少有了解這些文化的人。

科：您對臺灣新一代的科學家們，有沒有什麼期許跟看法？

賴：必須要敞開心胸，要有好的視野，要能綜觀全局。所以我說人文素養是對科學家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人文能夠擴充你的視野。我在成大就任校長不久後舉辦了一個音樂會，由我邀請許文龍先生（奇美集團創辦人）和我一起演奏小提琴。那時候他已70多歲，他說這是他生平第一次公開演奏。他願意以一個企業家的身份常來大學表演小提琴，讓大家喜歡音樂，這讓我非常感動。他收藏了許多小提琴，也時常幫忙國內的音樂家，希望藉此讓臺灣的年輕人更有寬廣的視野。

另外，領導能力也相當重要，臺灣的學生都不太願意擔任領導職位，臺灣有這麼多年輕人到美國，孕育出許多好科學家，在各個領域都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很少人在大學擔任校長或在企業擔任策略的主管。臺灣人曾在美國大學當校長的，只有兩、三位，相對的最近十年來，已有近20位印度籍的學者擔任美國著名大學的校長，而且很多大公司的領導人也都是印度籍的，可見印度教育文化在近幾年來的轉變，更積極地鼓勵領導能力的訓練。這是臺灣很大的一個隱憂，和我們父母教育小孩子的方法、學校訓練年輕人的方法有關，現在是改變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