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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01當科技與文化的相遇─文化部長鄭麗君專訪
564 期
Author 作者
嚴如玉／陽明大學心智哲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哲學博士。專攻認知神經科學哲學（特別是意識與自我）、神經科學哲學、與精神醫學哲學。李依庭／喜愛各種冷門知識，對不完美情有獨鍾，本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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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麗君 |
| 經歷 |
| 1992 |
臺灣大學哲學系學士 |
| 1995 |
法國巴黎第十大學政治、經濟、社會哲學碩士 |
| 1997 |
法國巴黎第十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 |
| 2001~2003 |
東吳大學政治系兼任講師 |
| 2004~2008 |
行政院青年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 |
| 2008~2012 |
財團法人臺灣智庫執行長 |
| 2012~2016 |
不分區立法委員 |
| 2016 |
行政院文化部部長 |
文化是高度抽象的概念，但是政治治理不能光靠抽象的概念，還需要實務經驗的累績，這是許多學者從政之後遭遇的困難。現任文化部鄭部長走過了哲學的學術路，也走過了四任總統的政權更迭，在政治體制裡磨了十六年，讓她懂得如何結合政治實務經驗與抽象卻根本的哲學思想，去推動文化部的政策。在訪談鄭部長的過程中，她一會兒像個學術中人，興奮地分享她思考科學與技術史後的心得；一會兒又像個政治人物，娓娓道來政治治理上的現況與願景。看著她對科學技術的文化面以及文化治理體制侃侃而談，許多事物似乎都有了新的希望。然而，臺灣長久以來的歷史斷裂、教育問題的盤根錯節、紛擾不息的政治矛盾，讓涵養在地文化的任務艱難無比。因此，難免有人會懷疑政府的文化治理是否真能翻轉現況？在兩個小時的訪談過後，我們真心期待部長對科技文化的想像力能突破現狀，創造新局！
文化會報的建立
科學月刊（以下簡稱科）：部長上任後，加入了科技會報，也成立了文化會報。透過這兩個跨部會的橫向協調管道， 部長希望藉此為臺灣的文化做出哪些不同以往的貢獻？
鄭部長（以下簡稱鄭）：我們在文化治理組織上有兩個突破。第一個突破是文化部長首次參與科技會報，這是新政府上任前就有的共識。我們期待科技發展不只是資通訊與工業的發展，也能走向與文化密不可分的數位經濟。另一方面，科技發展也不該只是技術發展而已，臺灣的科技產業需要升級到應用面，甚至是應用面的文化思考。新政府希望透過文化部長加入科技會報的方式，來實現上述兩個想法。
另一個突破是文化會報的成立。文化會報由院長主持，應該是史上第一次。院長的理念是每一個施政的環節都需要文化，但目前現實上文化部卻只是一個獨立的部門。因此，院長希望能學習法國的文化政策，讓每一個部會都是文化部，達到「部部都是文化部」的施政理念。例如，在第一次的文化會報中，有民間諮詢委員提出，如果臺灣要發展出像先進國家的汽車產業，必須要培養出汽車文化，也就是讓機械知識、汽車工業史甚至是自己動手實作維修成為人民生活的一部份，變成一種生活的文化，藉此打下產業發展背後的支撐的軟實力與知識力基礎。
另一個類似的例子是鐵道，許多國家都很重視涵養他們的鐵道文化，透過不斷地成立交通博物館、推廣鐵道工業史等，以相關的文化底蘊來做交通建設的整體規劃。這兩個例子說明了，即使是交通部，也有很重要的文化任務需要執行。因此，新政府希望透過文化會報的工作來涵養相關的文化底蘊，以做為各部會施政規劃的文化基礎。
科：文化是個很抽象的概念，部長要如何跟另外14個部會解釋如何進行與「文化」相關的工作？
鄭：我認為文化內容的生產過程其實是由下而上的，是以人民為主體的創造過程，所產生出的思考與生活的模式。在這個創造過程中，政府應扮演的角色是架構好文化發展所需的基礎建設，也就是打造一個公共責任體系去協助人民發展文化內容。
像藝術扎根、教育扎根與歷史扎根，這些基礎工作必須在生活裡被重視、被落實。臺灣目前的現狀是，人民失去跟過去歷史文化的連結，我們對所生長的土地、環境和生態不了解，對多元文化不了解，連語言都在快速死亡我們有好幾種語言是被聯合國鑑定為瀕臨死亡的語言。因此我們需要一個由下而上發展的文化治理體系。舉例來說，臺灣雖然對古蹟保存重視，但即使把古蹟搶救下來，我們大概也不知道它的歷史價值與科技價值。它可能蘊藏了從祖先時代以來的建築技術史，訴說了過去人們如何在土地上生活的文化樣態。但因為目前沒有適合的文化治理體系，協助人民涵養與古蹟建築相關文化的創造力與賞析力，因此就難以協助以人民角度所創造出屬於自己的文化內容與文化生活模式。所以文化部會從這個方向和其他部會一起打造適當的文化治理體系。
科：文化的工作需要人力推動，文化部是否與教育部和科技部有積極的合作，引導大專院校師生投入上述的推動工作？
鄭：不只教育部和科技部，我們希望可以和教育部、原民會、客委會、科技部等更多部會合作，發展更多基礎人文、藝術、與科學素養的文化建設，並同時強調在地化的教案研發。舉例來說，我們在學科學的過程，不該只是在實驗室內學習或只用教科書上國外的例子，也應該透過在地的自然環境去學習相關的科學知識。因此，我們需要研發新的教案，新的教學體驗模式，這就是文化部想要推動的文化體驗教育。
教案的內容與體驗模式要由民間以由下而上的方式來發展，文化部能做的是協助重新規劃行政系統，讓孩子可以在上課的時間，到在地的不同文化地點與設施，進行不同的文化體驗教育。以劇場為例，因為臺灣的劇場演出都是在週末，週間在排練。也許可以利用一個下午讓孩子去參訪劇場，然後表演團隊為他們表演半小時或一小時，引導學生認識當地劇場與相關的在地文化並進行討論，這就是文化體驗教育。
我們會透過在地去盤點文化設施，再與大學系統做一個結合，讓大學內的教師與學生來協助培訓或被培訓成領導者，帶領孩子們進行文化體驗教育。初步階段，我們希望在不增加課堂老師負擔的原則下，進行文化體驗教育。但長遠而言，還是需要教育部去思考整個教育系統的配置。
數位科技平台整合
科：不過就像部長您提到的，臺灣長期以來與過去的歷史斷裂，即便想用大學的力量，在大學內恐怕也沒有幾個人有能力來論述這些具歷史縱深的文化。對於您的構想來說，會不會出現找不到師資來進行文化體驗教育的困境呢？
鄭：其實我們好幾個世代都是生活在這種與過去歷史斷裂的狀態裡，所以要在某個世代突然地突破，確實有一定的困難。在地化的教育改革，從臺灣民主化後，已經進行了很長一段時間，但進展得很慢。不過，我現在從數位科技的發展看到希望。透過數位科技，將有助於我們更容易與在地文化連結在一起。所以我們正在推動一個文化記憶庫平台整合的計畫。透過此平台的數位科技技術，可以將過去的數位典藏計畫所產出的地方文史資料以及各博物館、圖書館與歸檔的資料整合起來，成為一個大型的文化記憶庫平台。
科：平台只是透過數位科技蒐集與整合文化資料，但如何進一步活化這些文化資料？
鄭：沒錯，接下來就是它的活化，包括原始數據、公共近用、授權制度、與價值運用。我們必須建立與這四個環節相關的制度，才能順利推動文化資料的活化與應用，放到產業的發展，讓產業從知識產權走向文化競技。臺灣目前有幾個成功的個案，其一是中研院前幾年所做的臺北老地圖。他們將臺北老地圖跟地理資訊系統結合，透過老地圖來介紹臺北。同時，他們也協助Creative Comic Collection這本漫畫雜誌，將數位典藏裡面的真實故事轉變成漫畫在雜誌上發表，將來有機會再開發成文化產業。
我們羨慕人家的寶可夢，但是我們只看到寶可夢作為一種遊戲，卻忽略了寶可夢最上游是他們的鬼怪文化跟鬼怪故事。是先有鬼怪的文化力，進而產生了遊戲角色的創造，之後再與數位科技和行動裝置結合。因此遊戲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因素是上游的文化力。所以我希望建立文化記憶庫平台以及四個環節的活化制度，透過這樣的努力來扎根我們的文化，進而促進文化產業。
舉例來說，我們目前的觀光行銷都是比較淺碟型的，像是講到臺中就只想到珍奶。這是因為我們對在地的了解不夠深，如果我們建立起在地文史資料庫並活化使用，就能進一步轉為在地觀光產業的內容。旅遊的時候，對每個地方有哪些文學家、音樂家、哲學家、藝術家都能有所掌握，對每一個文化資產背後的故事都可以再造歷史現場，那樣對觀光客會更有吸引力。像基隆港在大航海時代就是臺灣跟世
界互動的港口，如果能重現基隆港的歷史現場，甚至進一步結合擴增實境或虛擬實境的虛擬再現，將文化資料庫的內容生動的呈現給觀光客，那麼臺灣的在地觀光體驗將有一番新的面貌，更能詮釋在地的文化特色。我們希望能夠將臺灣已有的成功個案經驗擴大，變成一個國家層級的文化與科技結合的制度，來達成上述的理想。
所以，這樣的文化記憶庫就是一個重新銜接過去跟未來、在地跟國際、文化跟科技的工作，協助國家進行文化發展的好例子。其實文化部也有很多相關的科技預算，如高畫質、4G 或IP 的發展，但目前都是零零星星的，跨部會的人文與科技結合的工作也很零星。我覺得這是國家缺乏一個較上位的文化與科技的整體計畫，所以現階段我希望與科技部或中研院等單位，一起來思考一個文化與科技的計畫，看看如何來建立一個長遠的文化與科技的上位政策綱領，長期的投注資源發展，而不只是年度預算，專案計畫而已。
科：這個「長遠的文化與科技的上位政策綱領」，能否請部長更進一步說明您理想中，連結文化與科技的具體做法是什麼？
鄭：我想像中的科技與文化的上位政策是一個長期的施政綱領，是一個指南、一個架構。根據這個綱領，每個部會再去推動它的專案計畫。在這個施政綱領中，確實有一個很重要的議題需要處理，也就是文化跟科技的銜接。關於這部分我有兩個主軸：
第一個主軸是思考科技如何促進文化全面的發展。我以前很愛讀技術史，上任後，我又重新思考文化發展的歷史跟科學發展的歷史兩者之間的關係。文化跟科技的議題並不是數位時代才產生的，每個時代的文化躍昇跟傳播背後都有技術發明的支撐，像是印刷術的發明，才促進了中世紀歐洲思想的傳播；思想普及了，才促進了民主革命。另一個例子是音樂產業的發展，一般都認為是愛迪生發明了留聲機，而留聲機進一步促成了音樂產業的發展。但事實上愛迪生只發明了記錄聲音的技術，當時他只用這個技術來服務盲人，與記錄實驗室的工作日誌。但是愛迪生有位的朋友想要用這個技術來記錄人類的歌聲，懇求愛迪生把技術給他，讓他做留聲機。剛開始愛迪生是拒絕的，他認為他的發明是偉大的，要用於嚴肅、正經的事情上，但後來在這位朋友的努力溝通下，愛迪生才同意用於記錄人類的歌聲，進而促成了音樂產業的發展。所以音樂產業發展的背後，是同時需要科學技術的發展與應用，藉由創新思想的孕育與實踐，才能成就的。
所以我對文化與科技的思考主軸之一就是去看如何透過科學技術來促進文化的發展，而不是把科學技術當作是文化部的科技計畫，或是只追求文化跟科技的表面結合而已，我們要更深層地思考如何透過科學技術來促進文化全面的發展。我覺得在文化會報上是有機會實踐這個目標，文化會報下分成「多元文化與文化多樣性組」、「文化體驗教育組」、「國際與兩岸交流組」、「文化保存與社區營造組」
及「內容產業振興組」等5 個常態性專案小組，我們希望透過這些小組來進行這方面的思考。
科技與文化
科：部長剛提到運用科技促進文化全面發展，若以臺灣目前的產業技術，有沒有哪一項科學技術是您目前認為最能達成這個目標的？
鄭：其實我覺得我們有技術也有製造能力，但是我們缺乏如何運用科技來發展文化的想像力。這種想像力的缺乏造成我們難以善用目前的科技能力去發展文化。舉例來說，當出版產業面臨數位時代的挑戰，我們常常被動因應，認為數位科技是一種危機。但我覺得應該化被動為主動，主動去思考如何運用我們的數位技術能力去協助出版產業的發展。另一個例子，我曾經使用過虛擬實境體驗機，但當我戴上去，他們第一個給我看的是義大利的古蹟。那一刻我就想，為什麼古蹟內容不是臺灣的。我們雖能製造體驗機，但我們並沒有讓它跟文化發展結合在一起。這就是因為我們缺乏以科技來發展文化的想像力。
再回到文資修復的例子，如果我們發揮運用科技去發展文化的想像力，我們可以用虛擬科技進行歷史現場再造、可以設計相關手機APP 與文史資料進行結合等。又或者我們可以建立臺灣文化地圖，將各地的文學家、藝術家、思想家串連起來，透過行動裝置將文化路徑建置起來，達到在地文化與觀光的整合。這種以文化保存為目的之科技創新設計與運用，是我們目前急需發展的人文與科技素養。
科：您的第一個主軸聽起來像是只把科技當成一個工具去促進文化發展。但您對於科技本身就是文化有何看法？
鄭：其實這就是我的文化與科技政策綱領中的第二個主軸，也就是科技即文化。我認為科技本身就是一種文化力，所以我們需要思考如何把科技當成一種文化來發展，而不只是製造業。從歷史上來看，在文藝復興時代並沒有分科學、藝術、文學，它就是一個全人的時
代，是因為後來的工業發展，才開始出現分工。但我覺得到了現代，科技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我舉李安最新的片子，他做了3D、4K、120格的版本〔註〕，但他的目的並不是在挑戰一部動作片，他的目的是讓我們有全新的觀影經驗，讓觀眾跟演員可以更貼近，像是如臨其境，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們的細微表情。也因如此，片中的演員也必須改變他們的化妝方式與演出模式，同時相關的電影攝影與後製技術也要到位。所以你說李安是科技人嗎？不，他是文化人，但是他把電影技術的突破當成是一種文化在做。所以我希望促成政府將科技本身就看待成是一種文化力，基於對生活的想像來發展科技，否則我們就難突破科技代工的舊思維。代工，所服務的是另外一個國家的生活想像，是他們的產品，因為產品的設計本身是源於一種對生活的想像。所以我們目前的科技發展其實是在服務其他國家的生活想像。我們應該回過頭來建立我們自己的生活想像、文化想像，然後來發展我們的科技文化。
科：我們的社會需要有人勇於創新與突破，去創造屬於臺灣的科技文化想像， 那您有何具體的做法來鼓勵臺灣像李安這樣勇於嘗試的人站出來發揮所長呢？
鄭：其實創新的社會要有幾種特質，它要勇於冒險，勇於挑戰，包容多元，與包容意見。我覺得民主化後的臺灣，已具備這樣的特質。我們應該善用我們多元開放的社會特質，做華人社群裡面的創新型社會。具體而言，我覺得教育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環，我們需要大力改變單向式的考試領導教育。我自己擔任立委的期間，重點工作之一就是監督教育部。在這過程中，我發現我們的教育內容跟我們的就學機會陷入一種惡性循環。因為公立就學機會不夠，所以我們大家都想競爭國立大學，因而需要一套競爭模式，所以就用考試。現在雖然改成多元入學，但多元入學的入學模式又變成了另一套競爭模式，叫做超額比序。因此，只要大家還是覺得需要去搶公立就學機會，這個惡性循環就不會消失。
我們常說教改不成功都是因為家長的觀念不改，但我覺得不能怪家長，誰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取得比較優質的教育機會。所以國家要做的就是擴大教育機會，讓大家有更多充足且優質的就學機會，同時要做到區域均衡，降低競爭的必要性。要從就學結構上的改變，來降低競爭的需要，教育的改革才有可能成功。否則今天用筆試，明天用比序，一樣就是競爭。在競爭的狀態下，教育就會成為人跟人之間一種數字的比較，我們就無法發展出強調思考、判斷與討論的教育模式。
譬如說，法國有哲學教育，雖然它們也有考試，但是他們的考試是考一題或兩題，例如請你討論什麼是平等的自由，這種考題很難成為比較分數的競爭工具，卻是對培養思考判斷能力相當重要，也是培養文化創造力的根本之一。但臺灣的老師與家長可能會覺得不要浪費時間在哲學教育上，還是趕快幫孩子準備，成為教育競爭的勝利者，以便取得公立的就學機會；孩子要唸哲學，等到考上大學以後再說好了。因此，我們很難逃離教育競爭的惡性循環。如果我們真的要從根做起，真的是要從教育模式改變起。我們的教育必須尊重人的思考跟創意的發展，才能培養出更多勇於創新與突破的人才。
從民進黨第一次執政到現在，我想了十二年了，我覺得教育的改革應該要有兩個軸線，第一個是資源結構的布局要由上而下，確保每個人教育權的平等。如果不夠平等，到最後一定競爭，因為經由考試競爭勝出者，就可以取得比較高額的國家補助，這也是為什麼大家搶著要進國立大學。第二個是教育內容的改革要由下而上，國家不應該規定那麼硬性的課綱，應該鬆綁課綱，然後讓民間去多元去發展教育內容。所以如果們我們一方面從結構下手，由上而下讓優質就學機會更普及，減少競爭之必要，另一方面鬆綁課綱，讓教育內容由下而上去改，讓它更接近人的需要，這樣，我們才能培育出人才來創造屬於臺灣的科技文化想像。
中介組織「文創院」
科：就您所提的兩個科技文化施政綱領主軸，包括科技促進文化發展和科技即文化，目前有沒有什麼相關計畫已經實際在推動了？
鄭：我們第一個要做的計畫是先前提到的文化記憶庫。另外，我們目前正在爭取科技會報中的百億旗艦計畫，這個計畫是用來促進創新產業發展。我們提出了一個從知識產權、文本挖掘、並結合雲端工具庫的實驗計畫，這些是給影視、影音文化的局部計畫。我們也會結合虛擬科技進行歷史現場再造，部裡有一些個案計畫正在進行。我們也希望建立一個「文創院」做中介組織，未來透過這個組織促進跨單位的合作，讓大家從這邊開始。
但是我覺得目前比較重要的還是建置好一個上位的文化與科技政策綱領，我已經跟中研院院長與科技部做了初步接洽，希望未來一起組一個工作圈，一起來思考建置這個政策綱領。
科：部長可否跟我們進一步談談成立文創院的想法？
鄭：文創院是一個實體的組織，功能類似韓國的振興院，是一個推動文化政策的中介組織。因為我覺得政府永遠很難代替民間做內容，我覺得政府的角色還是在文化治理組織的安排，文化內容還是要民間做。許多的文化經濟計畫要能成功，前端的文化力很重要，例如在地故事的建立。這些未來希望透過文創院，將在地故事建立，並與文化記憶庫結合。我們會成立類似文化實驗室的概念，就是從0到1去支持這些故事的發想與創造。
我希望它是一個行政法人，行政法人的意思就是說它是一個公法人，所以國家可以編列預算支持它的運作，它不是財團法人。所以，國家可以交付它公共任務，但是因為它是法人，所以它的人員是專業人士不是公務員。它是介於政府跟民間的一個中間組織，所以我們把它稱為中介組織。我期待它是一個公共治理，就是說它可以結合大家一起進來參與，一起來運作。我還會協助它設立一個循環性投資的基金，讓它可以穩定持續的投資。
科：所以您希望文創院的任務是往產業發展？
鄭：是的。政府的角色就是著眼於文化的基礎建設，與維持文化多樣性。當政府所補助的項目比較成熟時，我們就會將之過渡到文創院，由文創院協助往產業的方向發展。
科：目前國家其他單位裡面有沒有像文創院這樣的單位？會不會製造出另一個功能重複的單位？
鄭：類似的單位有，如工研院、資策會，但都是比較著重在研究，而且是由政府自己來扮演產業推動的角色。但是文化產業跟其他產業不太一樣，因為文化最重要的是內容，而內容的產製其實應該要以民間為主。因此國家在發展文化要非常小心，國家有發展文化的公共責任，所以我們要導入預算跟資源，但是預算的下放不能造成國家對文化內容的主導，因為它一定不是多元文化，比較像是威權國家。民主化、自由化的國家要以民間的自主發展為主，所以需要中介組織，像韓國有振興院，法國也有電影中心實驗室，圖書中心等。這個路徑叫文化民主化，是我核心的思想。
科：但您剛提到的文化民主化，實際上對於比較強勢、比較多人的族群，其文化是相對比較有發展優勢的。您認為少數人的文化該如何兼顧？
鄭：對，所以我們也同時強調文化多樣性。我們的文化會報下面就有多元文化與文化多樣性小組，它是屬於原則性小組，要去檢查每一個施政的內容是否兼顧多元文化與文化多樣性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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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與本地文化的融合
科：臺灣目前有很多新移民，文化部對於臺灣的既有文化與新移民原生地文化之間的文化融合，有沒有什麼具體的想法？
鄭：有，其實臺灣基本上就是一個移民社會，它的特色就是多元文化。我一直覺得臺灣就是一個亞洲文化實驗室，從大航海時代就開始跟世界有互動，接著一波又一波的移民，透過多元文化之間互相碰撞激盪，而發展出移民社會的文化。在政府現在要推動的新南向政策中，我們是主張要文化先行，先與新南向的這些國家更深入地認識彼此的文化，包括文學的交流、出版的版權、藝術與影視的交流等。臺灣的重要市場不是只有中國，新南向的這些國家以及東北亞都是我們的市場，甚至歐美我們也不要放棄。以前我們的連續劇、電影與流行音樂就曾經在新南向國家中很受歡迎。所以我們希望在政府這波新南向政策裡面，可以做到文化先行。今年已經組成一個東南亞推動文化交流委員會，邀請新南向國家的藝文界人士與我們合組跨國的委員會。目前已經串聯起來了，接下來就是藉由他們的網絡，再去進行更多實質的文化交流。
科：如何能讓已在臺灣生活的新移民參與這些文化交流？目前臺灣的新移民，通常是政經地位較弱勢的，他們在生活上的壓力比較大，如何讓他們有多餘的精力或是時間來參與？
鄭：我們的新移民是我們很重要的橋梁。他們可以參與語言轉譯的工作，或者是藝術共治，促進他們在藝術方面的發展。如果我們這個社會願意更積極往外走，他們自然就有新的就業機會。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南向發展影視，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給新移民，也就是說，如果我們不封閉，我們更積極往這些國家發展，無形中他們可以發揮的空間就更大。從民進黨第一次執政到現在，長期以來一直有相關的計畫與福利政策，著重於增進新移民的福利。但更長期來看，我覺得還是要透過教育體制跟就業機會來達到階級流動，讓新臺灣人更有發展，而不是只依靠相關的福利政策。
科：最後，因為我們的讀者很多都是年輕的學生，能否請部長給這些年輕人一些關於思考自我人生發展的建議？
鄭：我覺得文化本身就是一個創意密集的工作，需要發揮人的潛能。從我們今天談的文化與科技政策的兩個主軸來看，我覺得對科技文化的想像力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剛舉的留聲機例子，真正造就音樂產業跟音樂世界的人，是愛迪生的朋友。而他的動力就是來自於一個夢想，就是希望記錄人類的歌聲，而且他因為相信自己的夢想且不放棄，於是他做到了。所以我希望年輕人要培養與發揮你們的想像力，而且要相信你們的想像力。另外，我希望我們的教育體制與社會千萬不要壓抑孩子與年輕人的想像力。
註：市場上所觀賞的電影為2D平面，2K解析度為2048×1080，每秒24格畫面。3D為立體電影，4K解析度升高為4096×2160，使畫質更精細，120格則使畫面更加流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