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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1-29從事科學教育 半世紀以來的省思─ 為《科學月刊》五十周年而寫
600 期
Author 作者
劉源俊/東吳大學 物理學系名譽教授、 臺北市科學出版事業基金會董事長。
我有幸參與《科學月刊》的創刊,陪著它存活、成長,迄今已過半個世紀。於這段期間,我在校內、外從事科學教育未曾間斷,也教出一些優秀學生,但是有三大問題卻一直縈繞在腦際。第一,什麼是科學,又什麼是科學教育的真諦?第二,十六、七世紀之後中國的科學發展為何落後於西方?第三,這五十年來臺灣雖然在科學的技術應用面多已迎頭趕上西方,為何在學術發明面成效不彰?
1968年春,《科學月刊》發起人林孝信與曹亮吉在攝於芝加哥大學。 (科學月刊社)
1974年4月,筆者攝於臺北市八德路科學月刊社,時任總編輯。 (劉源俊提供)
關於第一個問題,科學教育的真諦。創辦人林孝信於〈寫在第零期出版前〉(1969 年 9 月)文中寫:「…… 所以,我們要 辦一份科學月刊,不僅要作為學生們的良好課外讀物,也要成為一項有效的社會公器;不但要普及科學,介紹新知,並且要啟發民智,培養科學態度,為健全的理想社會奠定基礎。」換言之,《科學月刊》不只要傳播科學知識,也要「培養科學態度」。
然而,不可諱言的是,作為一本雜誌,能做到的主要是傳播科學知識。若說要在傳播科學知識的同時也培養科學態度,就需要高明的手法,一般不容易做到。而要培養科學態度,牽涉兩個層面,首先需弄清楚科學精神與態度到底是什麼,其次需要將科學精神與態度融入在自己的文化之中。
我在不斷思索、教學相長的過程中,越來越明白,有許多觀念需要釐清,許多誤解需要破除。首先,所謂「現代科學(modern science)」──包括即物求理之學、利用厚生之學與經世致用之學,乃十六、七世紀發展出來的「驗實明理之學」,是學問的一大支(允為影響最為深遠的一支)。任何學問其實都屬「人文」──是人類思想的建構,所謂科學與人文相對立的說法當屬無稽之談。
其次,現象是人的發現,理論是人的發明。科學家與常人不同處,在於有「四重心」: 好問探索心、實事求是心(把事情弄清楚,然後求得一套說得通而可信驗的道理)、 求美求善心(執簡馭繁、統貫旁通、日新又新、擇優去劣)與分工合作心(成立學會互相切磋,發表論文互相評論)。 總的來說,科學家秉求是、求美和求善的精神,持務實、明理和利用的態度。
科學家的目標是「求是」,而非「求真」;科學家講究的是誠實、嚴謹、冷靜、開明、謙虛、不固執成見和與人溝通等,而非「客觀」;科學家的態度是「好索問」,希冀從複雜現象理出「正規」,而非「好奇」。關於以上,一般人常有誤解。
復次,任何一門科學總包括三部曲:一、以概念歸納、描述現象;二、從現象生出理論;三、將理論付諸應用。應用的回饋於是產生新現象,新現象復生出新理論,理論又付諸新應用(包括預測);如此周而復始,科學於是不斷發展。美國物理學家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說(一個典範取代另一個)膾炙人口。但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說法不同,他在與英費爾德(Leopold Infeld)合著的《物理學的演進》 (The Evolution of Physics) 一 書中寫道:「創造一新理論並不是像毀去舊穀倉後就地建造一高樓。是像登山,見得更新更廣,而發現原先出發點與其豐饒環境間意想不到的關聯。出發點仍然在,也仍然看得見,祇是變得更小,成了更廣見地中的一個小部分。」換言之,科學是逐漸演進的,創新必先溫故。
最後要知道,歸納法與演繹法都有缺陷。而任何一門學問由於其對象的侷限,必有其適用的範圍,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準」。 現代科學雖然極為「有力」, 卻並非萬能;各種學問需要互補相成,人類文化才得以進步。從事科學教育,需先認清科學的本質,正確認識上述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態度。
關於第二個問題,所謂「李約瑟問題(Needham's Grand Question)」。 已經有許多人研究過這一問題,一般的說法包括中國固有思想講究「天人合一」因而不忍分析天地,中國人心注重實用因而忽略理論,中國社會尊士農輕工商,中國地理主大陸偏沿海等。
但愛因斯坦在1953 年致斯維澤 (J. E. Switzer)的信中有一段話: 「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的成就為基礎的:希臘學者(在歐幾里得形學中)發明了形式邏輯體系,以及(在文藝復興時期)發現通過系統的實驗有可能找出因果關係。……【更多內容請閱讀科學月刊第60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