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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一度認為性格在整個成年生命期會是一致的，人的特質在大約三十歲左右就會像水泥一樣逐漸固化。然而近期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觀點。在孩童時期我們有最大的可塑性，隨著我們度過二十到三十歲，我們往往變得愈來愈穩定。強韌的性格核心可以成為我們的根基，但如同樹木和高樓大廈內建的彈性，使它們在強風吹襲時不至於倒塌，彎曲和改變的能力幫助我們應對來自生活的挑戰。

然而，在四十歲和五十歲時期，人的許多性格面向都達到了「最高穩定」，特別是經驗開放性。如果你四十歲時，在性格面向上的經驗開放性得分較高，你的一般好奇心、接受新事物的意願，以及創造力、積極面對變化的態度可能在接下來的數十年間保持相對不變。相對地，若你進入人生中點時，對新事物往往持謹慎態度，心態上比較傳統，且覺得熟悉事物讓自己比較舒服，那麼這些性格特點在你的中年時期就會變得更加固著。

當新冠疫情肆虐開始封城時，數位科技成為許多人與外界聯繫的生命線：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90％的美國人表示網際網路在疫情期間對他們個人來說非常重要，儘管他們也有所擔憂：苦惱待在線上的時間增加（33％）、有時對視訊通話感到厭倦（40％），以及擔心家用寬頻的成本（26％）。對於在數位落差中有連結優勢一端的人來說，一切活動都發生在螢幕上：與親友和社群聚會，工作，參加「現場」娛樂、運動課程、宗教彌撒和葬禮，還有看醫生。許多記者和評論家傾向認為科技有單一而可預測的影響，對於我們因過量的線上連結所可能遭受的後果表示憂心忡忡。

隨著持續的限制和封鎖措施，人們對疫情各式各樣的不同反應讓我大感驚訝。某些差異源自於是否有管道取得連網裝置和高速寬頻，以及不同程度的數位知識和能力。每個人的家庭狀況也各不相同：獨自生活，與親密關愛的親友一起被封鎖，或被困在不快樂甚至虐待的家庭中。實體設施包括了足夠的空間、隱私和戶外使用權，這也很重要。但我知道，因為媒介人們經驗的各種內在因素，在前述的每一種情況下，都有人應對得好或不好，更好或更差。

在疫情最艱難的那段時間裡，個人要接受還是排拒科技，使其成為對抗孤獨、隔離、無聊和其他封鎖損害的保護因素，五大人格特質扮演了重要角色。我有很高的外向性和情緒不穩定性，原本以為在封鎖期間會感到極度孤獨而焦慮不已。但我高經驗開放性的特質保護了我，促使我在線上開創並參與有啟發性、新奇而多樣的活動，並將我以科技媒介的互動聚焦在與親密他者的高品質時間上頭。相較之下，一位比我年長的中年親戚，在外向性上和我一樣高，但在經驗開放性上相當低，她對任何偏離日常規律的事物都頗為反感，然而不管她是否喜歡，限制措施已經改變了她的日常。即使感到孤獨和無聊，她也拒絕受邀加入虛擬咖啡聚會和線上運動課程，她說寧願等到事情回到她偏好的正常狀態。

許多和我同行的心理學家和治療師都是經驗豐富的中年專業人士，其中有些人也在等待回歸「正常」，這並不僅僅是受到性格的影響，其他因素也同時包括受到學習和經驗所影響的態度和信念。即使是近幾年才接受訓練的專業人士，所受指引也是治療應該面對面進行，而且最好（甚至是必定要）有某些特定條件，包括在同一個物理空間內共處以及保持絕對機密性，而線上是否能達成這些條件則仍是未知數。這些條件被稱作「治療框架」，我在1990年代學習行當時，被告誡打破框架會破壞深層關係連結，而這是治療和其他充實滋養社會連結的基石。

如果佛洛伊德在二十世紀初的維也納擁有高速無線網路，或許這位談話治療祖師爺會對心靈相遇和心理康復所需的條件形成不同的看法。但事與願違。儘管有大量研究顯示線上互動可以促進有意義的情感和心理接觸，關於真正的人際連結和治療效果到底需要什麼，傳統的假設依然難以撼動。例如，在一次精心設計的實驗室實驗中，研究參與者會在以下兩種情況之一與陌生人相會：一是離線的「面對面」邂逅；一則是線上對話。陌生人其實是研究團隊的一員，在交流中透露極為個人的資訊。在兩種情況下，揭露均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進行，使用完全相同的語彙。然而參與者表示在某種情況中更為親密，並對那位坦誠以對的陌生人感覺更加親近。我想你猜到了，真的嗎？線上參與者對那位向他們吐露心聲的人感到更加親近。

2012年，我訪談了一群心理學家，請教他們個人對數位科技的態度，不過他們還沒有讀過這項研究。當時對於實體辦公沒有任何限制，而對於透過科技媒介的工作，我訪談的專業人士則很少或根本沒有經驗。儘管他們缺乏接觸，參與者都表示他們相信科技干擾了「真實」的人際連結。我根據他們的回應發展出一份名為「數位時代科技態度量表」的問卷，目的是蒐集人對科技的態度、行為和信念，可能從完全抵抗到熱情擁抱。

在進行研究之前，我曾假設從業者年紀愈大，對科技的抗拒也會愈強。有趣的是，這個變項似乎並沒有造成差異。事實上，這也是普倫斯基的分類不再受到青睞的原因之一。他以1985年為分界點，之前為「數位移民」，其後則為「數位原住民」。對科技的接納、態度以及信念，在每個年齡組別內都各有不同，它們比年齡更能預測我們是否擁抱科技進程，以及我們可否應對挑戰。有人主張，如果我們無論如何必須分類，將人們分為「數位居民」和「數位訪客」可能是更好的做法。心理學家對科技的嫌惡和犬儒之所以讓我感到困擾的部分原因是：無論是否有堅實且基於研究的最新證據，其信念對於一般大眾對科技和連結的看法有強大的影響。當一位部落客或記者著手撰文，寫有關科技對心理和情感的影響時，他們會怎麼做？他們會詢問心理健康專家、心理學家或治療師，這些人可能自己在所謂的PROI上得分較低。

PROI代表「線上互動的認知現實感」，基本上這是我在開發數位時代科技態度量表時試圖要衡量的指標。高PROI者認為線上聯繫可以和面對面的實體對話一樣充實，並把重點放在如何使用科技來滿足其需求，而非科技能否提供他們想要的交流形式。相對的，低PROI者則假定無論如何，線上聯繫與實體共處互動相較之下，本質上就沒那麼真實、沒那麼好，沒那麼有效，即使科技品質再棒，也不會滿足他們的需求。在拒斥科技的新盧德派家族中，低PROI者是一個主要群體。你們都認識這種人，或許那個人就是你。他會說如果人不在同一間房間內，就無法進行真正的溝通；或者如果對話是透過螢幕進行，就不是一次實際的對話；或者除非是面對面，否則無法討論重要或敏感的事情。不幸的是，這種焦慮的逃避反而會阻止他們獲得需要的資源。

例如，我的心理治療客戶馬丁是個傳統主義者，滿腹痛苦的懷舊情緒，渴望著他認為過去更簡單的時代。在一長串他不信任的事物列表中，數位科技名列前茅。他拿的手機沒有連接網際網路，是我在倫敦設計博物館裡看過屬於「智障型手機」的那一類。不打電話時，他會將手機關機。然而，他還是有一台家用電腦，並成為推特的晚期接受者，並很快就興味盎然。事實上，他的著迷速度之快，沒有多久後就因為他對我絕口不提的違規行為被平台永久停權。這次禁令只是加深了他對科技及掌控科技的公司的怨念，深信他們是衝著他來。

馬丁和我在疫情還沒爆發的前幾年間偶爾見面，但他信任並依賴我。在諮詢時，藉由抒發焦慮和挫折，他從中獲得許多安慰。然而當我試圖進一步協助他，要處理他對現代世界的執念及其身在當中的無力感，他依然頑強抗拒。用普倫斯基的術語來說，我和馬丁都是數位移民，但馬丁是數位訪客，我則是數位居民。

當封鎖開始後，我將診療轉移到視訊軟體Zoom上頭，我預料到馬丁可能會感到不安，但由於他非常重視這件事，我以為他會妥協。我將自己的「遠端心理治療指引」文件寄給他，為客戶指出遠端心理治療有效性的研究，告訴他我對於隱私和安全的政策，並提供他如何充分利用的撇步，以及如何在我們之間盡可能建立最自然的連結。馬丁的反應和回覆煩擾不堪。首先，他很訝異我竟會對病毒的假新聞買帳，他堅信那是一派胡言。其次，儘管他無法確切說明為何國家會對一名公民私人的情感生活起伏感興趣，但他認為政府手中肯定握有解密線上對話的金鑰，而且不會羞於使用。整體來說，他完全不相信心理治療可以在線上進行。他挖苦地說，透過螢幕的對話不是真正的對話。他還說他寧願等待。

即使他非常希望繼續進行心理治療，他的抗拒終究導致了事情無以為繼。連同那些一開始持懷疑態度的人，就像許多我的同業一樣，我再也沒有回到實體辦公室。我偶爾還是會收到他的電子郵件，詢問事情有沒有轉圜。但在需求如此低迷之際，辦公室的昂貴租金並不划算。即使在封鎖結束後，進行線上心理健康預約的比例仍然持續上升。如同《今日心理學》上的一篇文章標題所言：「數據開出：遠端健康服務會繼續存在。」我和大多數客戶都能夠且有意願接受新事物，以便能夠繼續相見，但馬丁卻嗤之以鼻。他態度中的PROI太低，使他無法給科技一個機會。我常常在想，假使他年輕一些，還未在中年時期形成固著的特質和信念，事情會怎麼發展呢？如果他再年輕一些且更有彈性，我是否能夠說服他給科技一個機會，而這樣的經驗是否能讓他重新評估面對科技，甚至是更多其他事物的既有成見呢？

儘管知道馬丁的看法根深蒂固，我還是很想讓他或其他比較排斥科技的客戶能有一丁點改變，稍微提升他在性格上的經驗開放性面向。因為對於那些態度開放且線上互動的認知現實感高的人來說，封城的罩頂烏雲間依然有些令人驚喜的一線希望。有些人在社交和創造性的充實感上，甚至比之前感覺更好，或做出對他們有益的生活或工作決策。

在無法成功說服馬丁的經驗後，我採取了不同策略，邀請其他人挑戰關於科技的既有想法和恐懼。2020年初，我撰寫了一篇文章，總結科技為何可以幫助我們滿足許多天生的社交需求。我說，只要有意識且深思熟慮地使用科技，就可以協助預防社會隔離和隨之而來的孤獨感。

我也指出證據顯示，線上互動能為我們身體提供某些感覺良好的社交和連結荷爾蒙，這對於人類來說非常重要。有鑑於眾人廣泛關注的「觸摸饑餓」，這一點應予以強調。神經經濟學家保羅．扎克教授，多年來研究連結的神經傳導物質。他發現我們不需要和某人在實體上面對面，或擁抱觸摸他們，就會釋放催產素。「你的大腦會將推文解讀為你直接與關心或能共情的人互動，」扎克寫道，「大腦處理電子連結的方式跟親身連結是一樣的。」

如扎克的研究所示，在推特、Instagram或任何其他平台上進行有利社會、好心情的互動，會產生一股感覺良好的荷爾蒙爆發。想像一下若與你進行線上互動的人是你所熟識、喜愛且信任的，這將會有多大的潛力。在不可能擁抱或觸摸的時候，要產生最大量的無接觸催產素，關鍵在於對話的情感內容和品質。

書　名｜數位自我：從出生到登出人生，科技如何影響人格發展？
作　者｜艾蓮・卡斯凱特（Elaine Kasket）
譯　者｜白舜羽
出版社｜貓頭鷹
出版日期｜ 2024 年9 月

人際關係、孩子的成長、日常溝通、自我形象、注意力、情緒、隱私，會因為科技而有什麼改變？
如果你也對以下問題有疑惑，請務必翻開本書，了解每個人生階段中科技的影響：
▪ 除了隱私，在臉書上「曬小孩」有什麼其他隱憂？
▪ 每天覺得「我就爛」，有多少是臉書和IG的問題？
▪ 有一天離開人世，留在電腦和網路上的個人資料和資產要怎麼處理？